杨满良
古老的北方边塞，一望无际的松嫩大草原，历史上为满、蒙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地。那时的人们，吃肉食、喝山水，以山林草原为家，与飞禽走兽为伍，过着凄凉和清贫的生活。古代的照明，主要以日、月为主，火的发现，使人们逐步懂得了用灯火照明，于是便产生了以燃油为主的灯。
据有关资料记载，古时生活在松嫩平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主要用自然火照明。到了元朝后，这里的人们在制作奶油的过程中，发现从牛、羊乳中提出的食用油具有可燃性，用棉、麻等絮状物做成灯捻有长时间点燃和照明的功效，于是北方的居民便开始有了灯。初时叫酥油灯。
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后，由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于藏历正月15日，向拉萨大昭寺内的佛祖释迦牟尼金像供奉酥油花和供灯，以纪念佛祖释迦牟尼降伏邪魔和与其它教派大辩论获胜而创立酥油花灯节后，酥油灯便有了与照明不同的新寓意。所以明末清初，伴随喇嘛教逐步取代萨满教而成为北方的主教后，北方的酥油灯便逐渐由照明演变成为祭祀用品了。自那时起，北方的灯便成了神圣的象征。每年的10月25日都要过燃灯节。这一天，当夜幕降临时，蒙古族牧民便家家点酥油灯以示欢庆，后随时间的推移，有的牧民在燃灯节那天，还开展赛马、赛骆驼、摔跤、射箭射击、拔河、民间歌手弹唱、马头琴演唱等娱乐活动。
到了清朝初年后，伴随古驿站的设立和增多，北方部分台站开始使用糠灯。当时叫“虾棚”，亦称“霞棚”。所谓糠灯其实是用谷子舂米后剩余的谷糠，拌入北方一种油料作物苏子榨油后剩余的油渣，或谷糠用米汤搅拌成膏状后涂在另一种油料作物线麻的麻秆子上，在日光下晒干使用。用这种灯照明时需有灯架。站人将这种灯架习惯称之“搽不虾剌”，俗称“懒老婆”。它用树杈子制成。为使其放在地上稳固，必三条腿着地。灯架的上端凿孔，将涂有谷糠的麻秆横穿在孔内能够移动，可随时调节重心。还有另一种灯架乃是用木板制成。将木板的一端凿出孔后悬于屋内的房梁上，涂有谷糠的麻秆横穿孔内，可根据谷糠麻秆的点燃程度左右自行调节。
清朝中期，关内汉民流入北方，伴随农业的发展，北方各地开始有以酿酒、榨油为主的烧锅出现，自此，除麻油、苏子油外，以大豆为原料榨的豆油开始进入百姓家。移民们除用苏子油和麻油外，又开始使用豆油灯了。所谓豆油灯就是将豆油装碗或盘子等容器内，将一根用棉花捻成的灯捻放入油内，一端露在容器外点燃照明。
到了清朝末年，伴随手工业的发展，北方工匠们发明了一种用薄铁制作的油灯。这种灯高一尺左右，为防止其倾倒，下边设有一填砂的重底座，顶端为灯碗，灯碗内装油，放入灯捻点燃照明。由于这种灯较高，灯光辐射较远，在人的感觉里比其它灯要亮一些。但同时也有了一首“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的儿童歌谣。
上世纪30年代初，北方开始盛行“美孚灯”。这种灯为玻璃制品，无烟光亮，有坐式和悬挂式两种，悬挂式称“保险灯”，均为富裕大户使用，很少进入贫困百姓家。贫困家庭则仍用豆油灯。
伪满时，外国的洋油开始流入北方，北方人开始使用洋油灯。这种灯主要是一种玻璃瓶式的器皿，中间盛油处较粗，呈圆肚状，下端有一圆盘底座，灯口上盖有一铁盖，盖中间有一中空式铁芯，铁芯内穿插着用线绳或纸捻做成的灯捻，灯芯中间留有一豁口，用以控制灯捻以调节灯光大小。这种灯点燃后油烟极大，油烟味甚浓，晚上熬夜之人早晨起来必大口吐黑痰。过去北方人患肺痨病的较多，与点这种洋油灯不无关系。伪满时，北方发达地区已开始有电灯，但这种灯仅限于有日本人的地方使用，很少进入寻常百姓家。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国家电力事业的发展，电灯开始陆续进入千家万户。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城镇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了美化和亮化时代，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早已把城市装扮得美不胜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