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表示，今年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增加了75万人，总量达到413万。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今年高校毕业生约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中国青年报》11月17日)。
所谓“无法实现当期就业”是句斯文话，说难听点，就是失业。田部长说，“我们要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去基层，去不发达地区，去最需要人才的地区就业。”但我首先要问的是，如何保障那些失业回到家乡创业的大学生的权利？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七贤庄村的村民贾涛、林娜、吕元勋、陈士丽的遭遇就很典型。据《检察日报》11月15日报道说，他们读完大学后，由于没有找到工作把户口迁回村里。恰好此时村委会将国家划拨的征地补偿款，准备按照人头分为土地补偿费和粮食补助费两个项目向村民发。四位大学生渴望领到这份补贴以此作为创业基金大展宏图，但村委会以“大学生属于非农业户口，毕业后身份改变了”为由，拒绝向他们发放。此外，村委会修建的“经营房”也排除了他们购买的资格。法院也认为，原告贾涛等四人虽均出生于该村，但按现行国家政策规定，他们大学毕业后，已具有国家干部身份，不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不再是其所在村的集体组织成员，不应享有土地补偿费等分配权。此案虽经再审进行了改判，但法院仍然没有明确确认他们的村民资格。
在我看来，大学生所谓“国家干部”身份的老皇历也得改改了。大学生是“国家干部”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事情，一个人只要考上大学，国家就会包分配，学生也就有了“铁饭碗”，就是国家的干部。那么，作为有了国家干部身份的大学生也根本没有必要保留村民的资格。如今年代变化了，大学毕业后，如果没有考上公务员进入国家机关，即使是有一个所谓“国家干部”身份，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国家干部，不能行使国家公务员的权力与享有公务员的权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更重要的是背着这“国家干部”的身份，还会让失业大学生失去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与政治权利。如贾涛一样，他们因为有个虚无缥缈的“国家干部”身份，没有了村民资格，他们不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不能分到承包地和村里的相应补助，就会失去生活来源。如果他们出生在城市，他们还可以有一份低保；如果他们出生在农村但不考入大学，他们也还能有一份土地养活自己；如今他们考入大学后，低保没有了，土地也不复存在，生存都面临问题，这公平吗？人们常说“教育改变落后”，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人回到本土创业，要让他们不失去原有的资格，甚至能当选为家乡自治组织的领导人，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