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1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两则有关广州行业协会的新闻引人瞩目。一是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表示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卡拉OK版权使用费收取标准；二是随着广州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政策的实施，广州自行车业协会呼吁将实施一周后的禁止电动自行车政策“改禁为限”。
通过行业协会这种组织形式发出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声音，以影响公共决策，维护团体利益，这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模式。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必须有政府、行业组织与民众三方的良性互动。广州市行业协会能够摆脱“二政府”的尴尬，积极维权，这是令人赞许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整个利益博弈中，行业协会仅仅成为了一个对抗者与申诉者的角色。
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公开声明不接受国家版权局的收费标准，这显然是利益博弈中的一种对抗，而就一个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而言，对抗已颁行的政策，一般是不宜提倡的。而广东省自行车协会是在广州正式“禁电”一周之后才召开会议，目的是“希望引起决策部门重视，会后有关的意见书将由专人送至全国人大”。这就仅仅是一种申诉了。不论是对抗还是申诉，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已经既行的政策与法令？很难预测。
如果在政策制订之时，行业协会已经充分表达了本利益团体的诉求，显然不会出现这样一种现状。
行业协会如果仅成为一名对抗者或申诉者，无疑是令人遗憾的。在利益格局中，有着自身利益的公共部门如何摆正自身位置，如何为利益博弈提供制度安排，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已然成为一个已经到来的利益时代的最大考量与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