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他的音乐随笔是中国乐迷亲近西方音乐的津梁。
●他曾经梦想城市里到处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
●他现在为了将时间用于看书，忍痛把音乐戒掉。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辛丰年小传
辛丰年，原名严格，1923年生，江苏南通人。1945开始在军中从事文化工作，1976年退休。1980年代以来，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等十余种。
从南京到南通的汽车竟然坐了这么久。车内破旧，窗外暴雨，幸亏手上有一本辛丰年的《处处有音乐》。读着读着，快到辛丰年家时，天晴了。
喝上辛丰年先生亲手沏的茶，一路劳顿消了一半。聊了一会，辛丰年微笑着说：“你采访鲲西的文章，有广州的朋友剪下来寄给我了。”紧张心理消了一半。这一个下午的聊天，甚是投机。
我带来了采访贾植芳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顿时兴致盎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
贾植芳是辛丰年的儿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贾师母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泪，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个细节出自严锋的《辛丰年其人》——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儿子吹捧老爸的文章。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
辛丰年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在北京上海香港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这些文化老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对书人的品评，他自有见解：金克木可爱，《孔乙己外传》就是他的自传；喜欢赵元任文章的风格，赵太太杨步伟的自传很好；过去很喜欢李敖的书，自从他来大陆胡说八道以后，就不喜欢他；钱穆在一些不懂的领域也乱发议论，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谈音乐。
虽然自称现在把音乐戒掉了，辛丰年在闲谈中也不离本行：“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今年才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我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哪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摄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音容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上学不如自学”
辛丰年原名严格，1923年生于江苏南通，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南方都市报：你在南通读到初二时就停学了？
辛丰年：我上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就抗战，学校就停了。那是新式中学，而且是商业中学，毕业了可以到银行当练习生，我们家里让我去上这个学校，也没有远大理想，为了以后就业方便。我也不欢喜上伪学校。我当时有一种想法：上学还不如自学，自学很自由，自己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我也不到外地上学了，也没有机会上大后方。当时觉得自学还是一个好办法，当然自学的结果就是不学无术。(笑)
南方都市报：自学时读些什么书？
辛丰年：主要利用开明书店出版的自学讲义，可以补习到高中的程度。但有些也就不用讲义，就是自己乱读书，杂览。另外就是自学英语，主要的想法是：为了多看书就要掌握英语，不懂英语的话，许多没有翻译过来的书就看不了。当时学英语是很困难的。
南方都市报：此前在学校时英语学得怎么样？
辛丰年：老师教得不好。这门课本来不感兴趣，后来才想到非学不可，要自学。学了几十年才能自己勉强看一些不太深奥的书，这也很可怜。但是后来参加工作了，也没有时间花在自学上了。但是我在部队里对工作不感兴趣，曾经要求：让我去上学吧，去学俄语。不允许。我就自学，自学的程度比英语差，但是也能够结结巴巴地看一些东西。这都是很遗憾的，如果过去能够把外语学好，多学几门，那么我也许可以多读一些书。后来，我看到金克木的书，他的几门外语都是自学的。他读书读通了，我很佩服他，我见了朋友就推荐金克木。
南方都市报：抗战时要不要逃难？
辛丰年：我小时候4岁到10岁在上海住过6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做过很不好的官，他是孙传芳的部下。1938年，我逃难到上海又住了一年。但是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又回到沦陷区，这时我主要就是自学了。还学了古琴，也是一知半解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学校里对音乐感兴趣了吗？
辛丰年：那时候我对音乐课是很烦的。每周一音乐课，除了老师教我们唱一些歌以外，就是用商务印书馆的课本教大家学五线谱。学得很枯燥，也很慢。每周上一课，结果上了一年我们也不能读五线谱。当时我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觉得五线谱讨厌极了，对音乐毫无兴趣。后来我对音乐感兴趣以后，几个星期就把过去没学的东西都学了，而且学的还更多，还能应用。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看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
辛丰年：那是在沦陷区了，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看了《月光曲》的故事，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个也很有趣的。(笑)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大笑)当然也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就是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音乐是没有用处的。我只是一个乐迷，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或者当一个演奏家，那就有用了。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笑)这也是很惭愧的。
音乐这东西，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现在对这种时尚也是很失望。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社会上人的兴趣都提高了，这是很让人愉快的。现在完全怀疑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的利润了，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
“反革命”的文化生活
1945年8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在军中，辛丰年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战役，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1971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1976年平反，辛丰年主动要求退休，开始在家带孩子、读书、听音乐。
南方都市报：在抗战时，你对共产党是如何了解的？
辛丰年：也是逐步了解。也就是看那些所谓进步的书：《西行漫记》、《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很向往。有对比嘛，在敌伪的统治下，当然向往共产党。另外也受文艺书的影响，比如说，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就影响了我参加工作。还有曹禺的《日出》，就是同情被压迫者，就想到这些人怎么样才能得到解放呢？
南方都市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公子少爷，把自己划到剥削阶级里面去了？
辛丰年：我自己当然是属于剥削阶级了，从小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这些都是叫人觉得惭愧得不得了！这是一些因素，再加朋友的影响，结交了一些追求进步、爱好文学的朋友。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跟章品镇先生认识？
辛丰年：1943年。1945年我就跟着他到解放区去，新四军就在苏中，我们参加的部队就是新四军。
南方都市报：你有拿过枪吗？
辛丰年：没有，当时我的眼睛已经是高度近视了，1300度。当时需要小知识分子，他们让我去做小知识分子的事情：宣传、文化。我不算老革命，1945年参加革命不算老了。
日本投降后，过了大半年的和平时期，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然后就是自卫战、解放战争，我们就到处跑，渡江战役也参加了。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解放福建，一直打到厦门。本来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要解放台湾，所以就停在福建，一直到“文革”。从1949年到1971年都在福建，先是在厦门，后来在福州。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会在1971年离开福建呢？
辛丰年：“文革”来了，我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被打倒了，被审查了。断定我有问题，就把我开除，到苏北农村里去改造了几年。
南方都市报：严锋说，在农村改造的时候，他9岁那年，你和他一起翻译过《夏伯阳》？
辛丰年：那是开玩笑。那时候我在部队里自学了俄语，只学了一点皮毛，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苏联电影剧本中就有一个《夏伯阳》，因为有空的时候我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严锋听，他很感兴趣，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就翻译了一段，那个文章也不深奥，是电影文学剧本，所以比较通俗，当然也有文学性。我讲，他记，记了没多少，也没有兴趣再弄下去，不是真正的翻译。
南方都市报：在那时候能听音乐吗？
辛丰年：在部队时也迷音乐，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这是“封资修”中的“修”，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进口好多唱片，我去买了好多，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很贵，但是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所以买得起，也不能公开地听。后来“文革”当中还算这个帐，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但是，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放在行李里，带到乡下去。唱机也带去了，但是到了乡下，也没有可能放。所以听音乐也是很艰苦的。
后来就平反，本来还可以转业，转为地方干部。但是因为当时我爱人已经去世了，留下两个小孩，太小了，我要带着小孩去转业，做事情不方便，而且我对做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就要求不转业，就提前退休吧。那时候还差一两年才能退休。1976年我53岁，本来要到55岁才能退休。那么他们说：好吧，就让你退了。
南方都市报：你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挑着扁担去买书？
辛丰年：到新华书店去买马恩全集，那时候还是真心想补看马恩全集。最主要还不是看理论，是想看马恩通信。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对历史感兴趣了，我想看马恩通信当中反映出来的斗争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赏析音乐，自得其乐
退休后的辛丰年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开始把心得写成文章。1987年，辛丰年的第一本音乐随笔《乐迷闲话》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乐迷中影响深远。此后，辛丰年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结集出版《如是我闻》、《请赴音乐的盛宴》、《乐迷乐话》、《乐滴》等。
南方都市报：什么样的机缘为三联书店写了《乐迷闲话》？
辛丰年：朋友介绍的。董秀玉亲自责编，我还受宠若惊，她这个责编是很负责、很认真的，她批评我：你这部书前面写得很流畅，后面就弱了。我也没有办法再加工了。我后来有一部书就是沈昌文责编的。
南方都市报：那些关于音乐的资料从哪里来？
辛丰年：这个资料就等于“文抄公”了。也不是照抄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盗版书店——光华书店，不用买版权就能够影印外国书，大量地影印了音乐书和谱，后面印上“内部交流”，怕外国人追究版权。这个我大开眼界，因为我就是要看那些书。中国这方面的书太少了，我就尽量地买光华书店影印的书，也请朋友到浙江图书馆借英文原版的书。凡是有机会买到的英文原版的书都买，国内的书当然是有什么都买。再加上乐谱，我的音乐知识就丰富了。我是经过这些东西来掌握资料，但有些还是要经过自己消化。原来我的书上都写在前面：本书资料取自哪里。我非常感谢那个短暂的盗版的春天，只恨那时候买得不够多。(笑)
后来要买这些书就买不起了，我又采取了一些办法，就是托人到图书馆借书，特别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资料，借来复印，这个成本就高了。另外有一些在外国打工的朋友，帮我在外国买一些旧书，这个我也是很感谢的，在国内都买不到。朋友以前寄来一本最新的《莫扎特传》，最近还寄来了一本英文的《贝多芬传》，这些都是好厚一本，看起来真教人高兴哪！我不怕资料多，只怕资料少。国内爱好音乐的人，能够接触的音乐资料太少了，因为我们出版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我做的工作假如可以算是音乐普及工作的话，就是从资料里“批发”出来，然后自己消化消化，尽量地“零卖”出去。自己必须有一些体会，否则的话也写不好的。恐怕和真正搞音乐的相比，那就是差远了。国内专业的人，他们又不肯搞这个工作，他们很忙，总是抽不出时间。外国的音乐大师，常常写一些普及性、启蒙性的书。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乐迷很难的。
南方都市报：音乐唱片在哪里买？
辛丰年：在上海有得买，在南通也有得买，盗版片到处都有。这是80年代之后，在80年代以前，唱片还没有出来，就有录音，磁带要买也蛮贵，那时候主要是听收音机。用录音机把它录音下来，放来听。当时这样也觉得很不错。
南方都市报：你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也听过韩国短波台播放的古典音乐？
辛丰年：从收音机里听的，那个收音机是日本造的，当时来讲，效果是很好的。调频的，录下来跟磁带的效果差不多。后来就是买唱片，现在我想起那些老唱片，都很留恋。还是愿意听那些老唱片，老唱片有当时的氛围，当时的风格。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现在的音乐爱好者听现场的演奏，或者到外国听音乐会，最差的也有很高级的音响，我这些都没有。我就是听听唱片。而且差不多都是盗版的。这能听出什么好东西出来呢？这就很可笑。
南方都市报：各种乐器你都能玩吗？
辛丰年：也是很皮毛的。后来退休以后凑了钱买了这架英雄牌钢琴，当时不但贵，还买不到，走后门才买到。当时下定决心要自学钢琴，自学的结果就是学了几年能够“乱弹琴”。自己要弹一曲，就不难了，其中包括《月光曲》，它有三个乐章，第三个乐章太难，我不能弹，前两个乐章不难。我练了几年，很苦的，因为我那时候已60多岁，弹起来很费劲。我也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弹，弹起来还引起邻居的不满。(笑)辛辛苦苦地自得其乐，后来就没有时间弹了。现在不弹，也就生了。
为看书戒掉音乐
听音乐之外，辛丰年最大的爱好是看书。“从前他什么书都看，六十岁以后，基本上只看历史方面的书。也许将来他会写一部有关历史的书。”(严锋《辛丰年其人》)近来，辛丰年为了看书，甚至把音乐戒掉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还听音乐吗？
辛丰年：我现在很少听音乐，几乎不听。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的重读。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看书很吃力，很慢。要休息，不然就看不见。所以不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听音乐上。我就把音乐忍痛戒掉。这个说出去也一定很奇怪。香烟都戒不掉嘛，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戒掉了呢？不得已。我现在就是抢时间，在自己眼睛没有瞎之前，能多看一点书。现在不是太平世界，不是我们享受音乐的时候。
南方都市报：抗战的时候也听音乐啊。
辛丰年：那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抱着这个东西去欣赏的好音乐，因为还有希望，现在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希望，虽然我并不说是绝望了。现在我就多看书，因为看书可以对一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得到一些粗浅的解答吧。但是听音乐就得不到什么解答了。这也是很可怜的。
有时候看书看得很累了，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拿出来听一下。看书可以浏览、快读，音乐不能快读，有些作品很长很大，比如要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至少要有一小时，这一小时就少看几本书。只好不听，就在脑子里想一想，过过瘾。
南方都市报：现在主要读什么书呢？
辛丰年：我现在主要读历史方面的书。文艺方面的书只是过去看过，没好好看，新的文艺书，不管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很少看。除非有一些很畅销的书。当然有一些新书看了有兴趣的，我还是愿意再看。要重看的老书很多，比如《鲁迅全集》看过好几篇，我现在还想从头到尾好好再看一遍。特别是看了《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之后，就更想把《鲁迅全集》再看一遍。当然我也不像过去一样把鲁迅变成一个神。
南方都市报：有些人现在还是把鲁迅当成是神一样。
辛丰年：他绝对不是神。鲁迅给很多人利用了。当然我过去读过的书也不是很多。有些我现在能够找到的，就找来读一下，但是有些就算了。有些过去体会不深，现在就想再看，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过去看过好多遍，包括中文的、英文的，俄文我学得很浅，不能读这样的书。我还想重读《罪与罚》的比较好的英译本。另外，前几年，我特意请在美国的朋友到旧书店买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中国也有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但是不一定有人家的英译本好，因为欧洲的语言相近嘛。英国的译本是很认真的，值得相信。
南方都市报：历史方面的书主要读什么？
辛丰年：二十四史里面全读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些最重要的。还有一些近代、现代人写的中国史，我主要读吕思勉，因为他比较可靠。我把他写的书全部买来，一部部地读，不过读起来很费劲，因为年纪大了，记不住。因为过去要上班，没有太多时间读书，现在就要补课，已经晚了。好的回忆录也读，像特克尔的《美国梦寻》，还有一些口述历史。
南方都市报：唐德刚做的口述历史看不看？
辛丰年：也看，像他的《李宗仁回忆录》我就不是很满意，这当然要怪李宗仁自己讲得不是太满意了。我自己也在其中辨别一些到底可信不可信。
南方都市报：唐德刚自己说，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
辛丰年：但也有些使人信服，当然也不能全信，其中有一些回忆的错误，还有本人的局限。
南方都市报：钱钟书也曾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像力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像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
辛丰年：他这话我非常相信。我自己现在要回忆，好多事情都搞错了。当然我不会去想像，写回忆录的人常会想像，这一点就要防备了。
南方都市报：我倒是相信回忆的细节可能有出入，但感情是真的。
辛丰年：不过，历史当中细节是很重要的。常常细节比概括的回忆还要重要，一两个重要的细节就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但是如果在细节上搞错了，而造成人家的误信，就不好了。好的回忆录是宝贵的。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时代久远了就湮没，要抢救一些。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李怀宇
特别感谢陆灏先生、严晓星先生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