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誉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御用的“第五代”音乐人，《盗马贼》、《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的音乐都出自他的手笔。毫无疑问，瞿小松是中国新音乐不可忽略的代表人物。
撰稿／陈冰（记者）
瞿小松曾在他最著名的音乐《ＭｏｎｇＤｏｎｇ》里，孜孜以求一种原始的境界，“体现原始人类同自然浑然无间的宁静”，为此，他被西方乐评人称为“寂静的大师”、“节制的大师”。
为了寻觅更多的国内知音，瞿小松连续3年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其间演出过他自己的作品《秋问》、《响趣》，并举行了作品音乐会《观》。2006年11月，瞿小松又在位于上海苏州河畔艺术仓库的振兴书院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多媒体音乐会——打击乐剧场《行草》。
细腻独特的舞美灯光设计、太极大师的现场穿插表演、瞿小松本人宋词的吟诵和乐手行云流水般的移位，赋予演出以广意多媒体剧场的外貌，营造出空灵与旷达的意境与和谐互动的氛围。音乐进行得很缓慢，有时候音符与音符之间长得仿佛像是断了联系，但就算是断了，整个音乐的气息仍在接续。
《行草》在德国排演时，大提琴手抱怨曲谱违背了大提琴的传统，音长得让他根本没法拉。瞿小松反驳，要说违背，也只是违背了迄今为止的传统，还有很多种可能性存在。不过，当大提琴手开着时速200码的快车奔驰在德国高速公路上时，压根就没想到排演结束后，他开车的速度居然降到了时速20码。“我的整个时空感完全改变了。”大提琴手不可思议地对着瞿小松说道。
松弛寂静、“音断意连”正是瞿小松近年追求的音乐境界。“我的创作，声音就像漂浮在海上的冰，时间被无休止地延长，最后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东方的音乐很缓，较为松弛，不像西方音乐那么紧。我的创作有点像‘从西方回到东方’。”
西方之外
记者：您一直在强调一个真正多元的、不以西方音乐为中心的时期还没有来到。最近一年多时间，您又提出了要“走出西方音乐的阴影”。为什么要“走出西方音乐的阴影”？
瞿小松：学习西方体系的人，对西方之外的东西很缺乏了解，所以，要走出，首先就要放弃“西方唯一”这样的价值标准和判断标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西方作曲家之外的那个音乐世界太宽阔了，太丰富了，有意思得很！
比如说，光是中国音乐，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其中戏曲就有几百种。戏曲和西方歌剧比较，它是个完整的戏剧形式。一个演员光会唱不算本事，唱、念、做、打样样都得精通，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演体系。
还有比如古琴音乐里面时间的感觉，声音和没有声音之间的感觉，音色的极其微妙的变化；琵琶的文曲、武曲；苏州评弹，尤其是唱得好的，女人“女”得不得了，那简直是太委婉，太丰富了！虽然说的是吴侬软语，但是男的唱起来，尤其像《林冲夜奔》，那个苍凉的劲儿，真是非常有意思。
在纽约的时候，接触了很多非洲音乐。你会感到在那一两个音里的感觉，是它整个生命都投入在那个瞬间里面，这是非常不一样的状态。除此之外，如印度音乐、印尼音乐里面的好东西也太多了。
我在国内有时谈“走出西方的阴影”，通常同行中很多人会很紧张，以为我要排斥西方，甚至有人认为我要砸烂西方的系统。我怎么砸得烂啊？我个人的体会是，西方音乐是相对有限的，不是唯一的。西方音乐有开始，有终结，是一个明显的、方向非常清晰的过程，这是他们的时空观。而中国古琴音乐里有些东西不是这样的，它是人在“当下”的感觉，是一种向四周弥漫的，无始无终的状态。
记者：感觉您现在非常推崇中国传统，包括您研习老子、庄子，沉迷寂静之音。
瞿小松：我比较反感说什么“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为艺术创作中，个人的选择是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不喜欢中国艺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它。我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还是用一种框框去选择一种规定性的东西，不是说我是中国人，应该这么做，而是我是中国人，我有更多的优越的地方能够看清这个东西，能够感觉到这个东西。这对于西方人来讲是很困难的，他们可能要过很久很久以后才体会到古琴音乐的妙处。我有时挺替他们可惜的，这么好的东西你听不出来。记得有一次，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办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我一连去了几次，每次都在元代倪瓒的一幅画前呆好久，舍不得离开，欣赏那枯笔跟纸张的关系。而有些西方观众走过去的时候，对这张画毫无感觉。
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在进入自己的文化。进入一种更加高明的文化的世界同时，也慢慢从西方文化的世界中走出来。
寻觅中国文化
记者：在您2004年出版的《一路踉跄》中，您写到自己曾经有两次非常特别的采风经历，一次去西藏，一次去陕北。
瞿小松：西藏是1987年去的，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到过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跟西藏相比，我感觉西藏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灵魂生活的，他们很快乐，相比汉族人在欲望和具体得失中沉浮，藏族人显得很单纯，信仰对他们来讲是生活中极其自然的一部分。另外在中国，藏传佛教音乐是真正的宗教音乐，它跟世俗音乐没有任何关系，跟民间音乐也没有关系。听西藏喇嘛诵经，感受就像一个修炼的完整过程，这个东西我感触非常深。
西藏的牧歌和内蒙的长调也特别打动我，那不是纠缠在一般的情爱上的东西，而是高原的和空旷的地方的一种极其散漫和自由的状态。
去陕北是另外一种感受。陕北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穷、干，但是陕北人很快乐。他们的窗花、农民画，尤其安塞的腰鼓，唢呐等等，都表现得很快乐。我到过的汉族地区没有一个地方像陕北那样元气不断。我老在想，陕北的东西在现代城市文明状态下能够存活多久？可能就是陕北人安贫守朴的状态，才使得他们的元气一直不断。
去西藏、去陕北，触动我的是那种生命的状态。我当时很少去想音乐的事，去的时候也没有把音乐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所以不是一般意义的采风。但在那里的感受最后会进入我的血液，在写作品的时候自然就会流露出来。
记者：您感受到的这种生命状态，跟当前过于物质化的社会发展是完全不协调的。恐怕任何地方都难以保持下去，现代化是迟早的，无法抗拒的。
瞿小松：说这种东西是不可阻挡的，也未必。我觉得中国汉族社会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对传统品格和价值观的打击非常严重。这种打击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高潮，但高潮以后更大的打击就是改革开放，并不是说改革开放不好，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基本的价值观已经打掉了。所以汉族人性格中特别势利的东西就无限地膨胀，连知识分子都急功近利，患得患失。后果就是极其简单的对现代化的理解。
如果你真的去看这个世界，你会觉得是不同的传统使得这个世界丰富，而不是现代化使世界丰富。现代主义带来的是单一。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是1994年去东京。我想看看日本对从中国传过去的传统文化的保留。我去了京都，奈良，看到日本在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对传统的珍惜。比如到庙宇去看，确实就是唐代的式样，那个一尘不染，绝对不是做给旅游者看的，他们非常珍惜。我在斯德哥尔摩呆过，它的老城堡保护得非常好，人口不多，人和自然之间非常和谐，人也很淳朴。
他们同样经历了现代化，北欧还是比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起步却和他们不同。有位专门搞古建筑保护的朋友说，在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地区整片整片推倒的传统建筑、街道，甚至超过“文革”。所以并不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关键是中国人现在太急功近利了。
记者：您接下来是不是打算做些什么来改变这样的现状？
瞿小松：文化从来都是由非常有品质的小事情累积而成的。我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命中每个阶段。现在是越走越深，越走越松。从明年开始，我不再接受委约作品的创作，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当中。我不是一个能够一心二用的人，我想把自己这些年研读《老子》、《庄子》以及一些宗教书籍的心得体会总结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