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树中：中国美术史也是一部民族兴衰史
●他在“文革”期间白天劳动，晚上研究六朝艺术，被红卫兵称为“林六朝”。
●他在丝绸之路考察时，发现克孜尔石窟被外国人掠夺的遗迹，决定研究中国文物流失。
●他自费十万美元，调查流失海外的中国名画，完成《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林树中小传
林树中，1926年生，浙江平阳人。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部美术学博士生指导教师评审组成员。美国密西根大学客座教授。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奖。编著有：《中国历代绘画图录》、《南朝陵墓雕刻》、《宋陵石雕》、《中国美术通史》、《六朝艺术》、《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等。著作50种，论文300多篇。
南京艺术学院一套简朴的房子里，林树中先生每天安静地写字、画画、写文章。书架上摆放各种陶瓷古董，一件件说起来都有来历，他兴致勃勃地介绍：“这件是我考察丝绸之路带回来的，那件是我到西洋考察带回来的，德国、希腊、日本、朝鲜、韩国……西周、战国、唐代、宋代、明代……”专注欣赏的神情里，他仿佛在重温艺术考察之旅。
他一辈子都在艺术中行走。从家乡到杭州、北京，从南京到丝绸之路、三大洲……在一些同行把美术史研究资料论斤卖掉的年代，他白天劳动，晚上钻研六朝艺术，得到了红卫兵小将送的绰号“林六朝”。在一些理论家与古董商“互利互惠”的年代，他用个人的大部分积蓄，寻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调查流失海外的中国历代名画，积十几年之功，终于完成《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我的成绩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六朝艺术的研究，一方面是关于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的调查研究。”林树中语气平和地说，“我的座右铭是：做学问像爬山，要不断地爬，一直爬到自己所能爬的高度。”
生活在南京近半个世纪，他笑称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六朝艺术研究中，即使当年处境艰难，他仍着力研究放浪形骸、饮酒任气、超然自得的“魏晋风度”。六朝艺术这种张扬个性的宗旨，显示出神韵优雅、清秀飘逸、空灵精致的特征。当到美国讲学时，他又跑遍各大博物馆，寻找那些被盗去的国宝，告慰先祖。对当下的“国宝回购热”，他说：“文物就像候鸟一样。我们国家弱的时候，外国人抢走了很多文物，现在我们国家强了，外流的文物又回归了。”
学术研究之外，林树中欣慰的是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学有所成：“现在全国东西南北都有我的学生，我的学生的学生已经培养博士生了。”在早前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庆祝林树中教授80华诞暨中国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各地的学生云集祝贺，让他开怀不已。
现在，林树中每天早上要到南京艺术学院旁边的古林公园做做健身操，打打太极拳。上午工作，下午读书，晚上很早就睡觉。从海外回来后，他的生活也变得中西结合：“我在美国的时候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要洗澡。我到欧洲看他们地中海的生活方式，吃橄榄油，喝葡萄酒，回来后就吃植物油。我早上要吃很多花样：胡萝卜、山芋、玉米、马铃薯，多吃五谷杂粮，中午和晚上喝葡萄酒。晚年修身是又画画又写字……”边说边带我们到书房中欣赏他的作品。
师出名门
林树中1926年生于浙江平阳，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在温州师范读书时，得弘一法师的嫡传弟子李鸿梁、刘质平指导。1947年进入国立北平艺专(后为中央美术学院)，得董希文、蒋兆和指导。后转入杭州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为中国美术学院)，师从潘天寿。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在家乡接受教育是什么样的？
林树中：我算是出身书香门第。我祖父是清朝的秀才贡生，他创办了镇上的小学。我父亲是温州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在温州中学的同学。我大伯父在杭州上学时，很年轻就病死在杭州，我父亲是老二，祖父就不让父亲出去，呆在家里，后来我父亲当了我们家乡学校的校长。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让我背唐诗，十来岁我就喜欢看小说了，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到初中，父亲教我读《古文观止》，选读《史记》、《汉书》、四书，打下“国学”的基础。我在六七岁开始写字，一天写一张，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样样都学，这是老式家庭培养子弟的办法。我觉得这个对我以后从事中国美术史论很有帮助。
南方都市报：抗战爆发后，你的求学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
林树中：温州市是沦陷了，我们在山区读书，条件比较艰苦，不过生活比较稳定。我中学在温州师范学习，抗战期间有很多有成就的老师，像弘一法师嫡传的两个弟子刘质平教音乐、李鸿梁教美术。在中学，好像是弘一法师在暗暗地指引我走进艺术的大门。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以后，你先是到了杭州求学，后来到了北平？
林树中：抗战胜利以后，我的老师李鸿梁先生是绍兴人，复员到杭州，就把我带到杭州师范，我在杭州师范只上了半年，1947年我考上北平艺专。我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反饥饿、反内战。那时候北京大学的学风非常自由，我经常到北大听名教授范文澜、翦伯赞做报告。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学校就改成中央美术学院，校长是徐悲鸿，我一年级的素描老师和班主任是董希文，他是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二年级教素描中国画的老师是蒋兆和，他是《流民图》的作者。徐悲鸿在上课的时候亲自到教室来，检查每个人的作业，亲自动手帮学生改画。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是钱绍武，他现在是中央美院的名教授。
南方都市报：北京和平解放后，你积极参加了学生活动？
林树中：解放军进城了，我们这些学生到城门迎接解放军，学校里成立迎接解放军委员会，我是迎委会的秘书，因为我喜欢动笔头。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我去参加。1949年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把布置会场的任务交给中央美术学院，天安门前毛主席的画像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教授画的。因为我的字写得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标语是我写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从北京到杭州上学？
林树中：我有一个弟弟参加解放军，在解放家乡的时候牺牲了，我父亲很早就过世，母亲舍不得儿子跑得太远，后来我就到杭州，进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就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
南方都市报：在杭州读书的情况如何？
林树中：在杭州，我跟潘天寿学习。当时全国刚刚解放，江丰他们是从延安来的，执行偏左的路线，把中国画贬得很低，提倡连环画、年画、木刻，把延安那一套搬过来，那时候潘天寿、林风眠是不得意的。大学里没有开中国美术史这门课，我是自学的。我很喜欢动笔头，到杭州不久就在报上发表文章，写一点美术评论、文艺报道的文章，下乡参加土改，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苏北人民热爱毛主席》，当《文艺报》的通讯员，发表下乡的报告文学，相当活跃。
绰号“林六朝”
1953年毕业后，林树中到南京艺术学院任教。师从俞剑华，从事中国美术史论的研究，到全国各地考察石窟等文化遗址和各大博物馆。“文革”期间，林树中下放农场劳动，白天劳作，晚上苦读，积累了大量六朝美术的实物调查和文献资料，红卫兵给他取了个“林六朝”的绰号。他的论著《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获全国美术图书特别金奖；编著《六朝艺术》、《南朝陵墓雕刻》等被认为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
南方都市报：大学毕业后，你在南艺任教时得到了俞剑华先生的指导，从此开始中国美术史论的研究？
林树中：1953年我毕业，就调到在无锡的华东艺专，1959年才搬到南京，成为南京艺术学院。我刚刚到南艺时，教学生美术创作、速写，刻木刻，在报纸上写评论文章，甚至还动手写小说，兴趣很广。但是也有人说我“不务正业”。我到大学任教以后，碰到著名的美术史论家俞剑华先生。他是当时中国美术史论界的权威，根据我的条件，我决定向中国美术史论方面发展，拜俞先生为师，调到美术史论教研室，这是我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对终生事业起了关键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俞剑华先生如何指导你的研究？
林树中：跟着俞剑华先生，一方面进修，一方面他带我到全国各大博物馆、石窟去参观考察，到北方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然后，俞先生不上课了，就让我独立开课，我开始编写《中国美术史》教材。到1962年，学校派我到北京参加美术史论教材的会议。所编《中国美术通史》被文化部批准为全国艺术院校的四种教材之一。
我那时候还对美术考古很有兴趣。在当助教期间，去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那时候称“副博士研究生”。我接触到北京大学的宿白教授、苏秉琦教授，因为我外文不行，而北大的外文要求很高，没考上。但是我跟宿白教授、苏秉琦教授都保持联系。尽管没有进北大，但是学到了考古与中国美术史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这对我一生的科研和教学，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南朝美术？
林树中：我到了南京以后，就开始研究南朝美术，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南京生活，就要很好地研究六朝艺术。这是我很重要的方向。
南方都市报：“文革”时你下放到农场去了？
林树中：所有的青年教师都要下乡去劳动，我去了南京郊区参加劳动。那时候我对六朝艺术很感兴趣，另外，因为我的国学基础比较好，就开始读二十四史，特别是南朝历史。我是白天劳动，晚上看书。因为读书无用论风行，当时北京的一些美术学院教师把自己的藏书都论斤卖掉，洗手不干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专业，我主张：要报效国家，大学教师去种田还不如做学问、写书。我坚持做学问。
南方都市报：红卫兵给了你一个“林六朝”的绰号？
林树中：“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的老师俞剑华就进牛棚了，他的名字上了大字报，被打叉叉，被套上“反动的学术权威”的帽子。那时候我研究学术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影响，学生也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接班人”，差一点也要进牛棚。因为我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只脚已经跨到牛棚里了。我白天劳动，晚上坚持搞我的业务，那时候农场有电灯，我看书，天天嘴里讲六朝，写六朝的文章，红卫兵就给我起一个绰号，叫我“林六朝”。
南方都市报：后来研究成果如何？
林树中：在“文革”中我已经研究六朝艺术，而且注意第一手的资料。后来在南京南郊发现了一个帝王墓，1977年，我就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江苏丹阳南齐陵墓砖印壁画探讨》，提出南朝大墓发现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要超过传世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文章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北京的宿白教授、夏鼐先生都对我这篇文章很欣赏。夏鼐先生还亲自和我面谈。宿白教授认为我对六朝艺术研究已经很有成绩，他还笑着说：“尽管你当年来考研究生没有考取，将来我还要请你到北大来讲课呢。”(笑)
考察丝绸之路
1983年，林树中带了几名研究生考察丝绸之路，在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发现很多被挖的空白方块斑痕，这是当年外国人切割掠夺后留下的罪证。林树中大受震动，因而开始关注中国古代艺术流失海外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受到破坏的现象？
林树中：我的学界朋友曾说：我带研究生到丝绸之路考察以后，学术跨进了一大步，后来到美国去讲学，又跨进一大步。
1983年，我带研究生到丝绸之路考察，从敦煌壁画和石室里发现的绢画等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到中国来掠夺文物，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考察石窟花了很多力量，像我们在考察克孜尔石窟的时候，当地的条件还很差，有一个石窟要用三把梯子连起来，爬上去。因为设备不好，我们去考察以前曾经有两个人跌死了。我带了三个研究生，两个是男生，上面一个拉我，我在中间，下面一个顶住，三把梯子连起来摇摇晃晃，我们三个人就这么上去了。好多人都劝我不要上去，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南方都市报：在石窟中有什么发现？
林树中：进了石窟，我看到石窟里有很多精彩的壁画，留下一块块的空白，这是德国人、法国人把壁画最精彩的部分挖走了。我在2002年到德国考察的时候，看到了这些东西。
南方都市报：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给你以后的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林树中：我在克孜尔石窟住了一段时间，和石窟里边的人都交上朋友了，他们还给我们讲石窟的故事：从前龟兹国有一个公主和一个青年相爱了，国王不同意他们恋爱，就对他们提出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要这个青年修好一百个石窟，再让他们结婚。这个青年因为修石窟太辛苦，累死了。公主就在他的尸体旁边哭，流的泪在石窟旁边形成一个泪泉。这些石窟是龟兹国用国家的力量修造的。我把克孜尔石窟全看过了，也没有看到国王和公主的画像，后来我到德国的博物馆，才看到这些国王和公主的画像，原来都给他们挖走了。
期待文物回归
1985年，林树中应邀到美国密西根大学任客座教授，几乎跑遍了美国各大博物馆，考察中国流失海外文物。后又投入自己的全部积蓄，到加拿大、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韩国等国，调查流失海外的中国名画二三万件。1998年，出版《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在海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南方都市报：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当客座教授之后，你就开始了流失海外名画的调查研究工作？
林树中：1985年我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当客座教授，他们发的工资是我们国内教授的60倍，而且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到美国全国各大博物馆参观。我到纳尔逊博物馆参观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的浮雕，这是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偷去的，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一个馆员到中国看上这两块浮雕，而且拍了照片，向北京的古董商岳彬指名要这两块东西，岳彬就勾结当地的保甲长和土匪，把这两块浮雕一块块地凿下来，这些土匪根本就不懂文物，把很多碎块装进麻袋，然后运到北京，再由古董商拼装起来，卖到美国。
我知道以后，作为一个中国的美术史学者，看到我们国家的文物到了美国，我的感受真是刻骨铭心。当时下定决心要调查所有流失到海外的中国美术珍品，这就成了以后我从事美术事业的重要的部分。
南方都市报：具体如何调查研究？
林树中：我在美国讲学一年，拍了三千多张幻灯片，有三大箱的书运回来。把大衣、皮鞋等生活用品全部丢在美国。后来就到日本，2002年还到欧洲考察，基本上三大洲都走遍。出版了《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以后得到国家图书奖。
南方都市报：在调查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事？
林树中：美国整个学术的空气有好的一面。以前掠夺我们的东西，保存条件很好。很多重要的美术珍品在美国都看得到。现在的情况还有所进展，美国各重要的博物馆很多管理员都是中国人，这些人都是美国培养的中国留学生。我到纳尔逊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东方部主任何惠鉴先生是中国人，专门请我到仓库里面去，我要看什么，他就拿什么给我看。我在那里参观了三天，看完了以后，他们把部分藏品的幻灯片，还有出版的藏品图书送给我，还请我吃一顿饭。这种开放比我们中国好得多，现在你要想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看一张名画，不是在公开展览的时候，简直是不可能，而且还要收费。美国这种做法比我们要好得多了。
南方都市报：你有没有跟海外学者探讨中国名画流失的问题？
林树中：我结交了很多海外的朋友，他们在我的调查研究当中给了很多帮助，在国际上的学术会议经常见面。他们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我说你们把我们国家的国宝掠夺走了，他们就摇头：“我们是用钱买来的。”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待，当时我们国家贫弱，他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把我们国家的文物弄走，这个应该还是属于掠夺，但是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像我们敦煌石室的五万多件文书、绢画等都是国宝，当时英国人给了五百大洋，就买走了其中几千件精品，这是半骗半抢的方法。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来看问题。另一种态度是：我交的美籍华人朋友，有一位傅申先生，本来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后来到美国留学，他对我有很多帮助，有很多著作对中国的文物有很深的研究。我到密西根大学讲学时，有一个台湾去的吴佩圣先生，现在当了密西根大学美术馆的馆长，我在美国讲学的时候，他还给我当翻译，他对我们研究中国流失的文物有共同的语言。他们对我的《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评价很高。
南方都市报：你在国外做考察的很多费用都是自己掏钱的？
林树中：在美国、日本那段时间都是我自己掏钱的，搞资料、拍幻灯片都是用讲学的钱。我从美国调查研究到《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出版，差不多花了十万美元。到欧洲考察是湖南美术出版社赞助了我五万人民币。
南方都市报：在现场看到中国古代艺术作品的真迹和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图片区别有多大？
林树中：那完全是两回事，印刷品这东西哪怕再好，跟原作的差距也非常大。看原作还是非常重要。国内也有国宝级的名画，像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我也只能够在他们公开展出的时候看到这些名画，但是在美国的博物馆，一些名作是一年到头都展出的，有些还允许我到仓库里去看。我到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他们的馆长、东方部主任亲自接待我，要我开一个很长的名单，哪怕是国宝级的东西都拿给我看。我看到众多的真迹，像相传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这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
南方都市报：中国名画的流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最多吗？
林树中：是的。我编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艺术名作流失的大事记，其中火烧圆明园时抢走了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一些作品的外流是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中国在唐代的时候，很多外国的留学生到长安来，其中有日本的、朝鲜的，日本的留学生从中国带走了不少艺术品，包括国家之间礼节性的赠送品，这些是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我到日本一些著名的寺庙去参观，中国唐代鉴真六次东渡，带去书画、粉本，还有塑匠。这些寺庙的佛像简直就像从中国搬过去的一样，按照中国的模式来做，所以日本把中国称为文化的母国。这种交往是很正常，鸦片战争以后，艺术品的流失性质就不一样了。
南方都市报：在清朝末年中国的国力弱了，这些文物才会流失。近年又有一些文物回流的现象，你如何理解？
林树中：国弱，我们的文物、美术品外流，国强，文物回流；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像龙门石窟的一些石刻头像当年流出去了，现在我们的美籍华人把这些头像找到了，而且把身子也找到了，把头和身子配起来，这是美谈。圆明园的12生肖的好几个铜兽头已经回归到祖国。我们国家贫弱的时候，文物外流，现在国家富强，文物就慢慢回归了。甚至一些书画在国外只能卖到八百万，拿到中国来，就可以卖到一千万，他们要多卖钱，就要送到中国来卖了。一方面，我们要在国际上根据法律有理有节地讨回国宝，一方面，我们国家富强了，一些国宝很自然地就回流祖国。从我本人从事的中国美术史来看，也可以看到一部中国的兴衰史。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摄影：邓建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