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经典陕西”栏目中，我们介绍了维新志士李岳瑞的生平事迹，而他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古愚先生。刘古愚堪称维新运动中的西北领袖，时人称为“南康北刘”，康有为称他是“海内耆儒”，梁启超称其为“关学后镇”。他为近代陕西培养了1000余名既有爱国思想又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著名的“关中三杰”于右任，李仪祉、张季鸾皆出其门下———
刘古愚，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生于陕西咸阳马庄镇天阁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刘志舜，父刘辉，都是熟悉儒家经典的“秀才”出身。刘古愚15岁父母相继病逝，依靠两位哥哥抚养生活。他从小聪慧，喜爱读书，祖父又管教很严，15岁入乡塾，已能“诸经成诵”。
同治元年至同治二年（1862－1863）刘古愚避乱兴平、礼泉两县，在食宿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读书学习。同治四年（1865）参加“童试”（即考“秀才”），夺取了冠军。同年，被录入关中书院肄业。当时翰林院编修黄彭年，主讲关中书院，“讲明实学，广置书籍，严定课程”，刘古愚肄业院中，由于学业优异，受到黄彭年的器重。同时，咸阳县庇礼村人翰林院编修李寅家中藏书甚多，当时刘古愚刚肄业书院，十分羡慕李寅家的藏书，并钦佩李寅“博学任侠，有经世才”，经常与李寅“商榷读书作文之法，以志学敦品相勉励”。李寅敬服刘古愚的学品，从同治十一年（1872）起，就请刘古愚作儿子李岳瑞的家塾教师，到光绪四年（1878）李寅病死为止。在此期间，长安举人柏子俊（当时主讲味经书院）得悉他才学出众，亲访于李寅家中，引为深交。从此，刘古愚、李寅、柏子俊三人“订昆弟交”，刘古愚、李寅对柏子俊“均事以兄礼”，以“经世为己任，以气节互砥砺”。光绪五年（1879）刘古愚移馆于三原张云生家，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九年（1883）又移馆于三原胡子周家。期间，由于李寅病死，刘古愚对其子李岳瑞视同子侄，一直带在身边就读。因此，李岳瑞是刘古愚教诲时间最长的一名门生。
较早提出普及全民教育的思想
咸丰十年（1860），刘古愚首次参加“童试”时，从咸阳街头墙壁上看见中英、中法在北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榜示，恍然觉悟四方帝国主义国家强大，中国不能抵抗，关心国家安危的观念因此萌生。光绪元年（1875）刘古愚参加“乡试”，由“秀才”晋升为“举人”。第二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落榜，从此，绝意仕途，留心西方新学，决心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此后，光绪年间，又有甲午战役，庚子赔款，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六君子”被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卖国《辛丑条约》的签订，刘古愚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暴行，清政府的腐败，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提高民族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所以他在《学记臆解》的序言中气愤地说：“呜呼！今日中国贫弱之祸，谁为之？划兵、吏、农、工、商于学外者为之也！”他又在《改设学堂私议》一文中进一步作了阐述。
刘古愚在论述普及全民教育是救国大计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女子教育。认为女子如果能做到读书识字，也就解决了普及全民教育的师资问题。
刘古愚为了实现他提出的“人人读书识字”的救国主张，从甲午战争以后，他自筹经费，用“社仓”生息的办法，于咸阳的天阁村、马庄镇、魏家泉、西阳村、扶风的午井镇，礼泉的烟霞洞，创设了六所义学，规定“设义学之处，幼童八岁即须入学”，学习识字、演算，每个人义学除供给专用教材外，还配备有“家具书籍、天文地舆图、历代帝王世系表”等。味经书院附设的工艺厂创造的新式农桑机器，优先发给义学试用。刘古愚认为在乡村普及义务教育是救国的惟一办法。因此，他向当时陕西省主管教育的长官沈淇泉学政上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刘古愚普及义务教育的崇高思想，在当时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但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今天普及义务教育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办了我国西北首家出版社
刘古愚为发展繁荣近代陕西出版事业，弘扬继承我国刊书“校对”的优良传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味经刊书处校勘章程》就是他给我们出版校对工作留下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光绪十一年（1885），刘古愚与当时任陕甘味经书院院长的柏子俊在三原县集资创办了我国西北第一家出版社———“求友斋刊书处”，把“课士”和“刊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刘古愚被任命为味经书院主讲，第二年，为解决“求友斋刊书处”经费来源问题，曾委托学生蒋善训，用银3000两于翠华山麓建置“翠华书屋”，购水田200余亩出租，“岁得课租，交刊书处”作为出版经费。光绪十七年（1891）刘古愚将“求友斋”并入味经书院刊书处。当时味经刊书处已集资“万余金”，另藩库每年又“义拨”五百金，作为刊印经史古籍的补贴费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委派他的学生肖钟秀专程去上海购铅字印刷机，直到戊戌变法为止，刘古愚主持的“刊书处”除整理出版许多经史古书籍外，刊印了大批西方科技书籍以及以“维新救国”为内容的时政译著。
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戊戌变法遭到失败，刘古愚“忧伤涕零，时湿衣襟”。他的刊书活动，从此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由大量刊印古籍一变而为“刊行西书”为主。计有：《万国公法》、《原富》、严复《天演论》、康有为《桂学答问》、《强学会序》，刘古愚《壕堑私议》等。关于算学书计有：《九数通考全部》、《白芙蓉堂算学二十一种》、《代数术》、《微积溯源》。刘古愚学生数学著作有：王章《勾股细草》、刑廷荚《借根衍元》、张元勋《径求和较数》、张秉枢《炮法画谱》、《火炮量算通法》等。这些书的出版，为在陕西培养维新人才起了重要作用。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在京联合18省举人发起“公车上书”时，陕西举人有55人签名，其中骨干分子多数是刘古愚的学生。
“救世外无学问，致用外无经术”这是刘古愚办教育的宗旨，也是他刊书的指导思想，他草拟的《味经刊书处校勘章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味经刊书处”成立后，他总理其事，组织挑选书院学生中能通晓“六书”，留心古籍的高才生来承担校勘工作。《章程》按内容分别为“识本意”、“严校勘”、“储书籍”、“程功课”、“重道义”、“广储才”等九条。另附有对校对诸生的“求实得”和“贵用心”两点叮咛。《章程》共计不到两千字，言简意赅，语重心长，令人读起来觉得它不仅是对出版校对经验总结的高度概括，而且是高等学府一个完整的教学纲要。
培养出陕西最早一批数学家
光绪十二年（1886）刘古愚主讲泾干书院，由于“学品最优”，“为味经诸生所敬服”，第二年由味经书院长柏子俊推荐，即又移讲味经书院。刘古愚到经书院不入，就将求友斋及刊书处并入味经书院。同年他又与柏子俊倡议，在西安成立官办书局，大量发售从外省购买的各种宣传西方民主科学的新书。后来又派遣儿子去上海南洋公学攻读外国语。
刘古愚在味经书院期间，十分重视引导学生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特别把算学列为必修课，认为算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为各学之门径”。同时他把算学的教学和生产实践、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刘古愚为了使学生有实习的机会，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味经书院筑造观象台，置经纬仪于台上，让学生实际测算。陕西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精通数学测绘技术的学者，多出于刘古愚门下。味经书院观象台上的经纬仪，就是刘古愚的学生成安、张遇乙两人共同制造的。《味经书院通儒台经纬仪用法》一书，就是刘古愚的学生吴建寅编著的。《代微积拾级补草》、《课稿丛钞·盈勾股公式跋》等高等数学书，就是刘古愚学生张秉枢编著的。特别是对张秉枢编著的《代微积拾级补草序》一书，刘古愚给予很高的评价。又如光绪十六年（1890）陕西布政使陶模主持测绘陕西地图时，咸阳、兴平等县地图，就是味经书院学生陈涛、成安、张遇乙、孙澄海、程麟、陈孝先等参与测绘的。此后，泾阳、三原、礼泉等县兴修水利时的渠道测绘，多由味经书院学生承担。
另外，刘古愚还大力改良了纺车、织布机、农具。轧花车是他第一次传到西北的，湖桑也是他传到西北的，白蜡树是他传到关中的。
设立陕西当时惟一的政治学堂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陕西，刘古愚为了拯救民族的危难，他立即在味经书院选拔40名优等生，创设了时务斋，专门研讨国内外大事，成为陕西当时惟一的培养维新救国人才的政治学堂。时务斋课程贯通中西，着重实践，要求道学课“须兼涉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史学课“须兼涉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经济课“须兼设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以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训诂课“须兼涉外洋语言文学之学”；历算课“须融贯中西”，地舆课“必遍五洲”；制造课“以火轮舟车为重要。”此外，斋中还订购有《京报》、《申报》、《万国公报》以及新出时务各报，平时摘录各报重要文章，每月汇编一册，印发斋中学生及会讲各友人外，还由刊书处对外出售。刘古愚为了教诲学生关心国内外大事，要求学生“勤阅报章”，并规定“凡不阅报者，不准入斋会讲”。但同时又宣布时务斋开设的每月初一、十五两次会讲，面向社会各阶层，实行“开门”办教育，打破“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禁区。规定“心有志时务者，不论籍贯，不论文武农工商贾，皆准听讲。”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是刘古愚主持味经书院第9年。这年，崇实书院在味经书院东侧建成，刘古愚又被聘兼任山长主讲崇实书院。崇实书院是在时务斋的基础上创建的，书院的规章制度和教育方针，教学方法，是在时务斋的基础上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的。刘古愚原计划先购置纺织机器进行生产，有了成效以后再建实学书院，所以先创设时务斋，为进一步建实学书院作好准备。后来又恐集股购纺织机器一时不能成功，即又奏请清政府批准为官办，定名为崇实书院。设立“致道、学古、求志、兴艺”四斋。刘古愚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以“求志”、“兴艺”两斋为重点，他把爱国思想教育和实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又把爱国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列入学规。
刘古愚的爱国教育思想，可以用他自己为时务斋制定的“厉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十二字学规来概括。崇实书院建成后，他在《谕崇实书院诸生》中重申了这十二字的学规内容。所谓“厉耻”，就是教育学生首先要爱国，立志誓洗国耻。所谓“习勤”，就是教育学生养成勤劳习惯。所谓“求实”，就是教育学生要讲求实学，做实事，反对空谈。所谓“观时”，就是教育学生要研究国际形势。所谓“广识”，就是教育学生不仅要读中国书，还要多读西方国家的书。所谓“乐群”，就是要教育学生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刘古愚的这十二字学规，不仅是刘古愚爱国教育思想的最好概括，同时也是他向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宗旨和提纲。对我们今天研究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对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一份值得借鉴的珍贵史料。
从教30年后病逝于兰州
光绪二十二年（1897）冬，刘古愚主持味经书院的第11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被诛连，他力辞书院家居，学生集资为他在烟霞洞购地及窑洞，建筑讲舍（包括东院工艺所彻园）。到了光绪二十五年春，刘古愚被学生邢瑞生、王绍亭延请移居烟霞草堂。光绪二十六年（1990）春，刘古愚又去潼关考察作战地形（兼任教于此）。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刘古愚遂由潼关回到草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农历正月十五过后，刘古愚先生应聘为甘肃大学堂总教席，由礼泉山底启程。先生在兰州大学堂仅教6个月时间，这年八月十三日，他竟因执教致疾殁于兰州，由于他教诲不倦以至在课堂昏迷致病不愈，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兰州大学堂学生周文炳等28人，于1905年在兰州东门外树立《教思碑》，以纪念刘古愚。
“我都是黄帝子孙，俯仰乾坤，何堪回首？你看那白人族类，纵横宇宙，能不惊心！”这是刘古愚为甘肃大学堂礼堂撰写的对联，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
刘古愚从教30余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培养的千余名学生对陕西以至西北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后来还成为共产党人。正如我国卓越的革命教育家杨明轩，1946年在延安西北局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大革命前西北革命历史的报告时，曾对刘古愚作极高的评价：“著作讲学，倡导革命，不特大有造于西北教育文化，且深深的广泛的给西北种下了革命的种子。”清朝末年著名数学家临潼人张秉枢、咸阳人王含初都是刘古愚的及门弟子。张秉枢曾在西安府中学堂首任总教习，王含初曾随刘古愚讲授于甘肃大学堂。国民堂元老于右任，著名新闻记者、《大公报》总编张秉鸾，著名中医学家景莘农，中华书局经理张鼎昌，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李子逸，爱国学者李约之，创办咸林中学的著名教育家杨松轩，创办民兴中学的梁海峰，我国近代卓越的水利专家李仪祉，以及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陕西早期富有盛名的教育家、赤诚的爱国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王授金（刘古愚的二女婿），均是刘古愚的得意门生。
刘古愚的维新主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他的爱国思想却和火种一样，将世代相传，永不熄灭，诚如他的弟子王典章赞颂的那样：
先生往矣，其精神毅力，乃与长宙大宇相弥论；展遗像而肃拜，庶薪尽而火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