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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在南京邮电大学“金陵名人堂”举行题为“《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演讲， “令人发指”、“变态” 等易中天式的现代麻
辣语汇层出不穷，招来了理工科学生的蜂拥追捧。来南京说《红楼梦》，王蒙谦虚地为自己找到了理由：“运用自己的经验、观点来解读《红楼梦》，同时也用《红楼梦》的观点和经验来解读自己，否则光谈自己的创作会显得很狭隘。”
[演讲篇]
演讲“挺好玩的”
听完王蒙的演讲，一位女生笑呵呵地对记者说，“挺好玩的。”的确，王蒙的演讲全程充满了笑声，这甚至让人想到了易中天，很多现代词汇从他嘴里冒出来，说王熙凤时，他认为王很“变态”，“贾瑞对她有想法，她不喜欢他也就罢了，性骚扰得过分就去告官得了，可她非要他的命，使劲想法害他，这是一种变态心理。”解读金钏之死，他说，“王夫人在睡觉，宝玉去骚扰她，她开了句玩笑，王夫人立刻骂开了，觉得她对宝玉进行了精神污染，结果金钏跳了井。”说到宝黛的恋爱，“ 他们在一起也没快乐，也不能像现在年轻人这样唱卡拉OK、跳探戈，骂骂领导。”而薛蟠与贾宝玉也不是没有相同点，“他们都很任性，都喜欢漂亮女孩，区别在于诗品的高下，薛蟠的诗简直可以说是开‘恶搞’先河，宝玉的诗提升了他的品位。”至于红楼儿女常常开诗社，赏菊吃螃蟹，行酒令这些青春欢乐，王蒙笑称，“这就相当于现在一些诗歌节吧？跟青年联欢会差不多。”
借《红楼梦》批判中国文化
王蒙演讲的主题是《红楼梦》与中国文化，除去为“活跃气氛”即兴而来的一些演讲方式，王蒙认真地分析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弊端，甚至称，中国文化里的有些东西简直“令人发指”。
质疑一：
宝玉上一号 丫鬟齐上阵
《红楼梦》中，对人物的着装、生活用品所作的细致描绘，有力地佐证了王蒙关于“寄生虫的幸福观”的批判。“那种用100多只鸡做成的茄子，据我所知，其实很难吃。”“元春省亲，满街都是太监，那个‘谱’摆得”；老部长云淡风轻地闪回着《红楼梦》中的经典画面：“最令人发指的是宝玉要上1号的细节，四五个丫鬟在旁边服侍，我就在想啊，宝玉在那种情况下怎么能尿得出来呢？”王蒙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面：“贾母自称‘老废物’，但那恰恰是她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嘛。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认为享乐就是不动弹，就是坐享其成，占有别人劳动。国外的贵族老了不这样，他们还骑马，做木匠。我曾到阿瑟米勒家里去过，他的地下室全是他自己做的家具。”
质疑二：
宝黛悲叹人生不正常
“宝黛年纪轻轻的，对生命常有一种短促、空虚感，”王蒙喃喃背诵着集中体现了青春、生命苦短的《葬花诗》，睿智地指出，宝玉和黛玉等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的人生态度与现世的格格不入：“现在我们在医院检查出得了白血病，感叹人生苦短，还可以理解，可十二三岁的人，就天天琢磨这些，不十分正常。”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感叹时光飞逝的时候，也没说‘老了，就吃点氰化钾算了吧’，也还是要追求人的核心价值的，孔子仍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提问篇]
关于作家供养制
“作家”在2006年度绝对成了一个引人争议的话题，当街乞讨的先锋作家洪峰的行为艺术；愿意被包养的男作家黄辉……这些光怪陆离的文坛现状集中指向一个问题，中国作协供养制度。当这些问题被抛掷给王蒙时，他略显老态的脸上，平静而无波澜：“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我从来没有参加作协的具体工作，国家对作家的支持、评奖、养老和福利等，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了。”他还表示，从他自身的情况来看：“作家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我的情况缺少代表性，我是文化部的二线工作人员，生活上得到很好的保证。我领钱上文化部。”
不过，王蒙表示：“其实世界各国都通过奖金、基金等不同形式来保护作家，合同作家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在王蒙看来，乞讨作家是“个案”：“中国作家的生活的不错，大多数生活都能有保证，需要去乞讨的应该是极少数。”
关于《红楼梦》重拍
用活说、点评的方式，王蒙连出数本有关《红楼梦》的解读著作，有关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选角、拍摄的问题也抓住王蒙不放。“电视剧是我最不熟悉的领域，”说起老版本的电视剧《红楼梦》，王蒙对主题曲和邓婕的表演都赞赏有加。
王蒙对电视剧的问题说不：“对《红楼梦》的研究讨论理解完全不能为电视剧提供新的道具和对白，也许分析本身是正确的，但提供只是细节，而电视电影靠的是形象，因此研究者最好和拍电视剧保持距离。刘心武也一样，他的红学研究是一种趣味性的。”
关于爱情与写作
王蒙关于宝玉和薛蟠的比较招致了女生的抗议，一位女生说，宝玉说女子是水做的骨肉，是爱花惜花、尊重女性的代表，而薛蟠一贯作恶多端、玩弄女性，差别大了去了！王蒙赶紧“承认错误”：“我有点言过其实了，我是从任性的角度对他们进行比较的。其实世界文学中把女性写得特别美的作家都是男人，特别是爱情不太成功的男人，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多美，但是托尔斯泰的婚姻生活很不快乐。”
本报记者 马彧 张楠
本版图片 尤晓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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