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来，历史突然大热了，《百家讲坛》和易中天们成了现象，仿古建筑、饮食、服饰成了主流，“国学”疑似复兴……在日益娱乐化和商业化的背后，历史正在遭受一次来自消费主义最强劲的解构。但当浮华掠过、热闹消尽，人们悄然发现，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我省学者所著的一本《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传记》，正在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关注，此书的韩文译版刚刚完成，它以新鲜的精神分析论和心理历史学方法观告诉我们———
在历史话语从来都有着显赫地位的中国，以历史的名义发言———也就是拿历史说事，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习惯。
每代人都觉得有必要重新书写历史。今天更是这样，首先作为一种镜子，宫廷争斗与政经权术被用以借古鉴今，其次作为一种工具，或警世励志，历史被节取放大，足以经世致用。最后，上升到日常层面，经过影视剧编导、草根学者、家庭主妇们的共同加工与一致想象，历史终于被娱乐化了。
人们突然意识到历史的惊人价值并猛然发现，聚光灯的灯柱之下，站满了各种行头的历史。只不过要稍微多费点力气，才能嗅出一切看似颇有娱乐氛围的空气中，其实到处充满的那种说教与金钱的味道。而更深层的东西，似乎有待历史本身来呈现。
《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拿历史说事者，多半重点在说事，而不在历史本身。其首要之事是选择经典下手。可以说，易中天的选择三国是偶然中的必然。《品三国》是借三国历史说人情世故，拿三国当个平台以便叙述的顺畅和生动。而千万别陷在历史本体中，暴露弱点，是所有说事者的拿手好戏。拿历史说事，不能叫真正研究历史的人来办。真正研究历史的，总是想着事情的来历和注释，难免缩手缩脚。所以，当历史既红且紫的时候，做历史的还得继续坐自己的冷板凳。当年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时，他没想到现代大众传媒包装下的小姑娘如此花枝招展、明艳动人。与现代传媒的联姻是拿历史说事能否成功的一大要义。
《百家讲坛》是拿历史说事以上原则的具体体现者，其间接经济后果是G中视(600088)的中报几乎翻番，而易中天的腰包也算是其资本流的一小环，这就是拿历史说事的本质了———现代资本在寻找每一个可以增值的渠道，它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历史，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时尚话语。作为对历史无用论的直接反驳，我们有理由欣喜。然而，每件事情都有它藏在细节深处的魔鬼。信奉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易中天们，当他们拿历史说事到消费主义的畅销状态时，我们已经不能从他们的阐述中观测历史的未来。这是一个隐藏着悖论的悲哀。
在这样的背景下，陕西学者赵良试着给历史找出了一条新路。他用新的方法论重新系统讲述历史人物的一本名叫《帝王的隐秘》的书，给了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该书的精装插图版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醒目的摆上了全国各大书店的畅销书书架。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连载，海内外数百家平面和网络媒体发布信息和评论，韩文译本已经完成。
中国心理历史学的成功探索之作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拉丁和条顿各族史》中说：“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目的，本书是不敢想望的，本书的目的不过是要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当历史决定论退潮时，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看法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中得到广泛共鸣，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回答“历史是什么”时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这种历史相对主义发展到科林伍德那儿，成了另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种历史哲学的发展潮流，对赵良影响颇深。“当代人在对历史事件进行理解和估价时，总是依据人们的精神活动来对它们进行分析和作出判断。也就是说，当人们思考历史事件时，是以自己的精神再现它，复活它，整理它。所以历史是思想的产物，一切历史应归结为思想的历史，即使是历史事实也同样经过历史学家的主观选择，因而也必然具有思想或精神的因素。”事实上，我们永远也无法在纯粹客观的意义上复原过去，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客观真实。
那么《帝王的隐秘》新在何处呢？这本书的写作，借鉴了心理历史学的某些方法。
心理历史学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一种史学流派，它旨在运用心理学的各种学说，尤其是以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历史进程、历史现象以及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心理历史学的研究达到全盛时期，大量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此倾向显然与弗洛伊德对莱奥纳多·达·芬奇的传记研究有关。弗洛伊德的《莱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一文至今仍被视为心理历史学的杰出范例。在该文中，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以往有关达·芬奇传记中的一些极为零碎的材料进行了研究。该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所提供的结论是否有效，而在于它所提供的方法是否可行。弗洛伊德方法的意义在于深信历史人物的无意识内容总会通过各种零散的历史痕迹表现出来，精神分析学家只要像考古学家那样把这些散乱的碎片收集、拼凑起来，就可能恢复历史原貌。因此，弗洛伊德开创了将精神分析学引入历史研究的先例。后来，在艾里克森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史学流派———心理历史学。美国心理历史学家劳埃德·德莫斯指出：心理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历史动机的科学，“它所关心的可以是成文历史所记载的相同事件，但它的目的绝不是报流水账”，“心理历史学将永远是一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而历史学却始终以时期为中心，两者的任务迥然相异”，心理历史学有必要在过去和现今社会中亲自搜集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资料。历史巨著的价值对于心理历史学是微乎其微的，而那些被历史学家所冷落遗忘的旷野，诸如童年历史、昔日意象的内容分析等等却一如既往地从外围迅速伸展到心理历史学家概念世界的中心。他还对心理历史学的范型和方法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具体论述。运用心理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撰写心理传记，在国外虽然较为普遍，但在国内少的可怜，直到《帝王的隐秘》出现，情况才有所改观。
这里充满了对人本身的怜悯
赵良说：“我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一向很有兴趣，又兼自己是学历史的，不安分的天性使得在学习的过程中疑问丛生，不再满足于对历史事件表面现象的了解，倒有心把探索的触角伸向事件的背后，伸向人物和社会的心理层面。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的心理奥秘，有一种经受不住诱惑的探求冲动。于是，一半出于兴趣，一半出于门外汉不知深浅的莽撞，根据自己在阅读史书时产生的印象，融会自我的情感和体验，采用人格心理学各流派的成果。对几个有重大疑问的帝王进行了大胆的假设，确立了他们的人格类型，并通过努力获取证据来检验和反证假设。”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赵良将赢政确定为抑郁人格者。这位千古一帝困扰赵良的问题是：他非凡的独创性和极端的冷酷是如何形成的?他究竟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在我看来，这与他早年的心理创伤有关，比如丑陋、孤僻、招人非议，进而导致退守自我，崇尚孤独，以施展雄伟抱负、克服自我贬值，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他漠视人类为暴力付出代价的心理基础。”“焚书坑儒”就是赢政吞噬“窃窃私议”的一次重大努力。
至于汉高祖刘邦于平凡中建立伟业，一举击败绝代英豪楚霸王项羽的谜底，则只有到他与时代、民众的特殊关系中去寻找，他深深地潜入时代和民众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他们最基本文化形态的代表，达到“天人合一”、难解难分的地步，必然会创造出“庖丁解牛”般的奇迹———变劣势为优势，变一连串的战败为最后决战的胜利。
“对武则天前后矛盾的行为模式的研究，使我发现这位丰盈、残酷的女皇内心自始至终充满了困扰，这种困扰源于她早年性角色混乱的遗产———男性崇拜心理。对李煜的人格确定想必会引起争议，这是因为我强调了出生创伤对他的重大影响，但我也没有忽略后天的生活环境对他人格形成所起的作用。但是，他作品中‘血’的成分，绝哀的人生慨叹所达到的生命本体的深度，都反衬出前者影响的巨大。”赵良说。
赵良认为，朱元璋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经历的自我同一性危机至关重要，这决定了他以后的作为。大饥荒的记忆，难以忘怀的卑贱和耻辱，终于使他成为人世差异的残忍扫荡者和复仇狂。他狭隘、封闭的道德观念和生活理想对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庞大、先进的中国开始落后于突飞猛进的西方。19世纪下半叶，在列强炮火的轰击下又翻然猛醒，掀起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国又有了一次复兴昌盛的良机。然而，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光绪，却是一个在恋尸者(慈禧)阴影下苟且偷安的萎缩生灵，他热切而稚嫩，只知咄咄逼人地一味蛮干，将变法维新运动作为挽救他失败人生的孤注一掷的赌博，结果不免惨败，自己也身陷囹圄。由此可见，历史人物的人格心理，对历史进程决不能说是毫无影响的。历史发展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
最后，赵良利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本人提供的十分丰富的资料，为这位传奇人物画了一张心理自画像，揭示了他童年、幼年时旁人超强度参与的生活所造成的怪异、依赖、紊乱的特性和随后的变化，以及他引入入胜的情史。
这样算下来，赵良一共写了七个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写七个，而不是八个或十个，原因是“书中的七个帝王对我来说，勾起的疑问最大，我便选择了他们作为分析的对象，并且据说‘七’是个神秘而有意味的数字。”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朱星在他的遗著《中国皇帝评论》中写道：“中国皇帝最多，较可纪念的只有七位。”他也选择了“七”，可见“七”果然具有深意。一个人进行的探索性研究，错误总是难免的。可赵良历来相信这样一句话：“一个新的错误往往比一个古老的真理要来得更有生命力，而拿一个有成果的错误去和一个没有成果的准确性相比也是如此(特雷弗·罗珀语)。”
《帝王的隐秘》写作历时一年半有余，时断时续，赵良说：身处现实的困境中体会历史人物的困境，时常感慨命运的残酷和不得自主。一个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最先遭遇什么样的境况，他是无法选择的。可恰巧是这种无法选择，有时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人是多么容易被毁灭啊!有人在非做不可时，因为对做什么迟疑不决就此潦倒，以后任凭他怎样补过都无济于事，只好永远受罪；而有的人，在心理症的支配下，广播死神，频生灾祸，自己却认为在完成一项崇高的使命。“如果问我完成本书后有什么感觉，我惟一的感觉是对人本身的怜悯。”
本书对秦始皇、刘邦、武则天、李煜、朱元璋、光绪、溥仪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世界作了颇具学理的精神分析，将心理学中的某些概念性的假设投射到具体对象上，确立了他们的人格类型，揭示了导致他们心理病案的隐秘，剖析了七位帝王的“本我”。
———《南方周末·闻香识书》
这是一部抒情散文体的历史人物心理传记。作者对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七位帝王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心理分析，探幽索微，不满足于历史事件表象，将触角伸向人物的社会心理层面，深刻地剖析导致他们心理病案的所有隐秘，巧妙地解答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谜团，创造性地打破历史人物传记常规写法，通篇洋溢着迷人的气质。《帝王的隐秘》是继二月河、黄仁宇的著作之后，又一书写历史题材的重大突破之作。
———哈尔滨图书馆推荐文
不管是独夫民贼也好，一代英主也罢，因为生活环境的差异，帝王的心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而本书的作者恰恰正是以心理分析为视角，走进了帝王隐秘的内心世界。作者本人对这本书的定位是“一部抒情散文式的心理传记”，他自谓：“一个独特的人，即便他起草公文，字里行间都有独到的韵味。”他所谓的“抒情散文”云云，即是为了说明自己无论在谈论谁或者谈论什么，表达的均是一种私人观念，这的确让作者的文字与一般的人物传记拉开了一段远远的距离。
———《新商报》
《帝王的隐秘》是一本让我震撼的书，它用心理分析的手法叙述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七位帝王的故事。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旅程，七位帝王，一头一尾，始皇和溥仪；惟一的女皇武则天；汉高祖刘邦；亡国之君李煜；囚君光绪，以及我现在不得不说的洪武皇帝朱元璋。
只有在叙述这位皇帝的时候，作者没有开篇就落笔在他的身世上，而是问，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会衰败至今天的模样？追根溯源，他认为，十五世纪，当西方已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极端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一个遍布耳目、充满不安全感的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囚笼，始作俑者正是明太祖朱元璋。不可否认，从乱世夹缝中夺得天下的洪武皇帝拥有非一般的智慧和谋略，是很多传说乃至相士眼中能造福苍生的紫薇星，种种神秘的色彩笼罩着他，但是，作者把笔墨探到了他的内心，一个让人惊讶的世界……
所以，我理解了，为什么大明王朝会在世界发展的洪流中自甘贫穷而不感危机，因为太祖心中的帝国与贫富无关，只为制造他内心那个朴素、恬静而饱暖的乡村；帝国的昌隆，并不关乎百姓的福祉，而着重于填平他作为个人从最低贱到最尊贵的心理落差。
掩卷而思，历史似乎就因为在必然的曲线中遭遇偶然的人物才显示出亘古的魅力，它不可以重新写过，又无法换个人物重演，所以，阅读史书，真叫人拍手称快又叫人痛心疾首，更叫人不禁要问：在我们所有现存的历史之外，是否还有别样的历史？
———来自一个叫“婷子的旅程”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