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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苏童并不容易，即便他就住在南京，很少出门。因为是开自己的作品研讨会，苏童总算坐到了台前。不过，看到电视台的摄像机，他仍然连连躲避，请他对着镜头说两句，他也一再推辞，搞得电视台的同仁“相当郁闷”。对于苏童，大家都有太多好奇和问题，他的文学“发小”王干说，“他骨子里就是羞涩的”，但是苏童觉得，写作最有魅力的地方
就在于它的私密性，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作家不可能、也不可以变成公众人物。
本报记者对话苏童
电视是我最后一个界限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为什么不大愿意接受采访，不愿意上电视，显得那么低调，我们今天才听说你还去过哈佛大学讲课？
苏童(以下简称苏)：去哈佛讲课的人多了，有什么好讲的呢？我对于电视有一种不近人情的拒绝，我觉得一个作家不要老是出现在电视上。我以前喜欢过一个意大利作家，忽然想不起名字来了，写过《玫瑰之名》(注：安伯托·埃柯)，他的作品很神秘很有智性。但是有一次我看见他出现在一个非常商业的电视节目中，原本对他的好感和神秘感顿时就莫名奇妙地消失了，他讲得也很不好，说的没有写的好。电视会让人变得“面目狰狞”，所以电视是我最后的界限，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制高点都要上，都要占。我也不是要什么神秘感，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只是不喜欢。余秋雨？那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记：听说搞这个作品研讨会，你一开始也并不热心。
苏：是啊，一直坐那儿不难受吗？(笑)或许也跟性格有关，但我觉得写东西，东西最重要。开研讨会，让我突然变得很公众，这令我很不安。写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的私密性，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件事情，一旦“昭然大揭”了，这种感受真的很难描述。
写剧本“成本”太大
记：很多作家现在都写剧本赚钱，但你却没有，以后会写吗？
苏：我不会写剧本，那个成本太大了。
记：这个成本是什么意思，要是现在给你100万，你写不写？
苏：其实100万并不多呀，南京有些作家一集就是5万，写一部就100万了。但我不愿意写，写剧本钱虽多，但看你得付出什么样的劳动，写剧本会把手写“坏”。而且我有点“南京人”，苦活累活我不愿意干。(笑)
商业化写作不会成为主流
记：文坛商业化倾向很严重，感觉很多作家都在为生存写作。
苏：写作跟生存有关，但是不仅仅跟生存有关，这是一个悖论。如果说为生存而写作，其实大可不必走写作这条路，其实没有几个人能幸运地写出畅销书来，一个月写十个短篇赚的稿费也不过相当于一个高级白领一个月的工资，七八千吧。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能从事喜欢的职业，用热情来支撑的文学，而又能够保证生存。
记：但是商业化的写作如今很畅销很流行。
苏：商业化写作永远是一个支流，它会是热热闹闹的，但要是说商业写作弥漫整个文坛是不可能的，这个不用担心。要知道，非常好的小说依然在畅销，像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王安忆的《长恨歌》之类的小说，与其花那么多精力(成本)去弄些商业化的写作，不如看得长远一些，认真写出好的小说，市场仍然会有回报。
“写作”正在边缘化
记：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作跟现在写作有什么不同？
苏：那时候我们一帮人写作，都是怀着一种能当作家的美好憧憬，完全是没有功利色彩地走上这条道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商业化，什么是版税，什么是知识产权。那时候我们都是互相“传教”，是比较理想主义，非常单纯的、狂热地坐在一起，进行一些非常具体的探讨和切磋。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了，作家越来越边缘了，感召力也越来越弱，写作到了这份上，完全个人化了，别人不可能替你承担写作的压力。
记：边缘化现在常被用来形容作家的生存状态。
苏：说边缘化的时候，我们对应的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那是个特殊的现象，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那是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人的精神追求去向非常狭窄，阅读是最方便最快捷的精神消遣，那时候阅读就能积累资本。现在呢？每个人都在完成资本积累，所谓的商战小说，职场小说很流行，更多的转到功能性上来了，讲究时效，精神空间就变得比较脆弱了。
记：那些小说倒并不边缘。
苏：可那与文学有关？完全没有。
18岁前的体验够写一辈子
记：很多作家为了体验生活，都喜欢从都市到农村，或者偏远地方去呆上几个月。似乎你很少这么做。
苏：嗯，靠体验能写出什么东西呢？作家就是一个虚构动物。我说这个话可能有点过，但我就是觉得，其实一个作家18岁之前对社会的认知和体验就足够写一辈子了。
记：有点像十八岁“出门远行”(注：余华小说)。可如此一来，作家跟现实的关系会不会越来越远？这也是如今很多评论家诟病的一点。
苏：这一点我并不太认同。好多作家依然和现实贴得比较紧。但是呢，阅读是这样的，很多跟我自身无关的作品容易得到认同，因为有时空隔绝感嘛。但如果真正直面现实，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在阅读的时候往往有一种代入感，会觉得作家写得不是现实，导致产生一种判断：作家没有在帮我写现实。作家只能写自己看到的现实，但现在山谷里喊一声，并不一定有回音了。
本报记者
马彧 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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