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瘦小小的崔明慧出现在"真实中国·导演计划"的大师班讲坛上，一开口是沙哑的声音和有力的语调，跟她的形象有很大的反差。
撰稿／钱亦蕉（记者）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崔明慧，以前只知道她是著名的美籍亚裔（父亲韩国人、母亲上
海人）导演，当过纽约大学电影系的主任，还得过美国奥斯卡纪录片奖提名。遇见之后，才真的被她瘦小的身躯爆发出的能量所震惊，好像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幽默、率性、尖锐，她就像一发上了膛的子弹，随时准备给你"致命"一击。
听完赖声川带着一个长长的ｐｐｔ（幻灯片）的长篇演讲，崔明慧笑称赖声川"是来推销自己的书的"，并直言"我不喜欢ｐｐｔ，做演讲用ｐｐｔ就好比拍纪录片用旁白，我拍片子基本上不用旁白。"
ＢＢＣ创意主管Ｃａｒｏｌｉｎｅ讲了半天如何做一个好的Ｐｉｔｃｈ（预案陈述），让采购编辑或其他评判者接受你的创意和拍摄计划，可崔明慧却说："我反对Ｐｉｔｃｈ，这是有钱人喜欢的东西。"
对于在香港担任城市大学新媒体学院院长的经历，她也连呼"没意思"，"他们全部都是男人，只有我一个是女的，他们不愿意听我的，可是他们自己又做不了决定。"崔明慧的话语中有鲜明的女权，关于种族、关于女性的历史和当下境遇，也是她一直以来镜头聚焦的主题。
现在，崔明慧已经告别了香港地区和美国的教职，来到中国上海。在离开纽约大学的一年休假时间里，她拍了7个片子，其中就有在大师班上放映的《第二个春天》。这是一部描写上海老年人生活的纪录片，其中有热衷跳舞的老克勒，也有忙于锻炼、学习和旅游的退休干部……大师手笔确实与众不同。
拍给美国人看
记者：大家都在说好片子的基础是讲个好故事，可是如何才能把故事讲好呢？
崔明慧：讲故事必须注意5个Ｗ，Ｗｈｅｎ（什么时间）、Ｗｈｅｒｅ（什么地点）、Ｗｈａｔ（什么事情）、Ｗｈｏ（谁）、Ｗｈｙ（为什么）。
记者：不应该还有个Ｈｏｗ（怎么发展）吗？
崔明慧：Ｈｏｗ要根据观众。观众很重要，比如说《第二个春天》是专门拍给美国人看的（他们对中国老人的生活完全没有概念），与拍给中国人看的取材和结构肯定会不一样，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习惯--比如美国人不爱看字幕。观众其实很聪明的，小的失误你以为他们看不出来，其实他们都注意到了。
记者：《第二个春天》的选材很特别，跳舞的朱先生和住在洋房里开Ｐａｒｔｙ的徐先生，在上海老人中属于少数人群。而一群老人去足浴，也很少见，他们自己都说是第一次。这些都是为了照顾美国观众吗？
崔明慧：老人们去足浴是我让他们去的，秦怡出现在老年绘画班上，也是我安排的。你注意到片子里面老人也说了是我安排的，这段我也没有剪掉。这就是我眼中的上海老人的晚年生活，我想我本身就带着美国人的视角。
记者：这样会不会太主观了呢？
崔明慧：当然是主观的。不主观，怎么拍片子呢？
记者：所以你的片子都带着浓厚的个人色彩？
崔明慧：每个人都该创造自己的Ｓｔｙｌｅ（风格）。比如我很少用手持机器，我喜欢用三角架架着机器拍摄，静静地等待，我不喜欢用ｚｏｏｍ（变焦）特写。有感情出现的时候（哭啊笑啊），机器最好不动，很多人一看到有人哭，马上跟着拍眼泪，其实不需要。就像我拍童先生的女婿给他们两老做饭，下馄饨，只拍手，机器一直没有上扬拍他的脸，因为我觉得在这里手的动作比脸更重要。还有，我很少用旁白，为了不用旁白，我就让被采访者重复我的提问。所以我的提问都很简短，我让对方重复我的问题然后回答，有时还让他们把几个问题先分开回答、然后连在一起说一遍，这样剪辑起来就很容易了。再有，我很少用叠化镜头，讨厌Ｊｕｍｐｃｕｔ（跳跃式剪辑）。我喜欢用ＰＯＶ（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拍摄，利用受访者的视角来看其他东西，然后飞快地做决定，做取舍。
记者：你的很多拍摄方法与一般我们看到的传统纪录片不同，能不能与我们分享一些拍摄的要领呢？
崔明慧：要注意细节。比如背景，拍黑人的话，你不能让他站在咖啡色的墙前，而拍白人，就不能在白色墙前。拍片子一定要有耐心，匆匆忙忙地拍，到做后期就麻烦了，我一般一天只拍两个镜头。出现话筒（露馅）和焦点没对好的镜头都必须剪掉。市场也很重要，最后在什么地方放，如果是在全世界范围放的话，还是用胶片比较好，因为数码做后期贵，而且不同国家不同格式转换会浪费很多钱。
真诚，不能有目的
记者：张元在大师班上说故事片与纪录片没有明确的界限，你认为呢？
崔明慧：剧情片（故事片）一般有头、中、尾，而纪录片，你永远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想拍纪录片，更重要的是给一个过程，而不是结论。有结论也是可选择的，不是唯一的，《第二个春天》就是没有结尾的。还有，我觉得纪录片比故事片寿命长，我拍华裔在美国的纪录片就是在7年后才被重视的，时间变化后，有些纪录片会重新活过来。
记者：《第二个春天》你拍了多长时间？
崔明慧：只拍了14天，不过准备工作做了两三个月吧。主要是找人物，就像故事片选演员一样，纪录片则要选择适合的人物，再做采访。我以为个人故事要放到个人的生活（生长）背景里面去拍，所以我喜欢到他们的家里去拍摄，只有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才能真正感受他的生活。
记者：怎样走近受访者，怎么才能让他们打开心扉？
崔明慧：真诚很重要，不要怀着其他目的去拍片，这样对方不会坦白相对。有的人穿着名牌，跑到人家家里，有疏离感，对方会抗拒。千万别让人觉得你是在利用他们，为了一个目的（比如金钱、得奖等等）才来的，问的问题也是越简单越好。
记者：现在，做一个好的ｐｉｔｃｈ（预案陈述）成了获得投资的必要条件，但你刚才却说反对ｐｉｔｃｈ？
崔明慧：现在西方做片子都依赖ｐｉｔｃｈ，没办法。我觉得一个好的题材或者创意，你应该给他两个钟头来讲，可现在只有3分钟。只要你在3分钟内表现得好，就可以通过，但如果你表达能力比较差，即使有好的东西，也没人在意。在好莱坞，你最好是美女，穿着性感，去ｐｉｔｃｈ，否则，对不起，不行你知道李安当时是怎么拿到《推手》的投资吗？他不会ｐｉｔｃｈ，低着头跑进制片人的办公室，说："我想拍电影，如果不拍的话，我就去自杀"……真实和决心才能打动人。而现在，所谓的ｐｉｔｃｈ，都是作秀，背出来的。
记者：怎样把纪录片拍得更好看？
崔明慧：很多是理解上的误区。什么是美？太阳下山，老是拍这样的空镜头，这不是"美"。我拍老先生、老太太边弹边唱，他们根本不会唱歌，但这是他们的生活，这就是"美"。还有，很多人喜欢在背景音乐用钢琴，钢琴是好听，但钢琴的音乐用在电影里是没有力量的。我把"偷"来的音乐放在背景里试听，如果好的话，再找人来演绎一下，这样就不侵权了。我喜欢把不同的音乐混合起来做背景，音乐也是把故事往前推的力量之一。
上海：ｈｉｐｈｏｐ的节奏
记者：你之前说到过，要用矛盾（ｃｏｎｆｌｉｃｔ）来推动故事，在《第二个春天》里，矛盾体现在哪里？
崔明慧：比如老克勒朱先生，表面上他玩得很高兴，很尽兴，但其实儿子、孙女各住一间，家里人都不怎么搭理他的。还有童先生夫妇，想出国，但身体不行，医生不让出行。还有宝庆路的徐先生，画画、开Ｐａｒｔｙ，好像很热闹，却面临洋房被卖的困境……如果你仔细看，我的每一个空镜头都有新旧对比的，比如高楼前有几行旧电线，老人们在唱卡拉ＯＫ，荧屏上出现的却是青年人画面等等，都是刻意体现反差。简单的故事，但要有深度。把其中的ｓｕｂｔｅｘｔ（潜台词）讲出来，以此来抓住人的感情。纪录片和故事片一样的，不能让人哭、不能让人笑，拍来做什么？
记者：拍完片子以后，你会找一些朋友来看吗？听听他们的意见？
崔明慧：最好不要找朋友、圈内人来看。剪完，找个尼姑过来看，或者拍广告的人，如果他们看的时候不睡着，觉得有意思，那就成功了。因为他们的表现比较诚实可信。
记者：可以谈谈你的合作者吗？摄影，剪辑。
崔明慧：我愿意和年轻、聪明的人一起合作。摄影就是我的女儿，我跟她的合作非常默契，不要交流，她就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只比她大１８岁，我们之间有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化学反应）。这次找了一个新的剪辑师，会说中文，还喜欢听邓丽君，对我拍的这个题材也非常感兴趣。我把素材放在他面前，就走了，我不喜欢干涉剪辑，要给予他充分的自由。隔一周到两周，我们会碰面开个会。
记者：你是生在上海的，现在又重回上海拍片，对上海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崔明慧：其实我过几年都会来上海一次，所以不能说太陌生。上海的节奏太快了，给我的感觉是，如果拍殡仪馆，也要用ｈｉｐｈｏｐ（嘻哈风格）来做背景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