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变“强”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主共识。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4月去耶鲁大学讲演，曾提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民主”为“富强”之纲，亦在“现代化”之上。“民主”为纲，方能下联社会，上联国防。
下联社会者，不是“均贫富”，而是“均民权”，以“民权”将社会大多数成员兜底托起，形成内聚之共识。社会有贫富，贫富会转化，而一时一地贫弱者总是大多数，共识
若不从底部兜起，这个社会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和谐社会无从谈起。
上联国防者，自卫武力当然应发展，但必须以“民生”为底限，以“民主”为上限。武力倘能践踏“民生”，突破“民主”，听任少数人大放厥词，如“爆发核战，中国可牺牲西安以东为代价”，如此之“强”就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让人惊恐的“铁血之路”。普鲁士、日本国当年崛起，都走过这条道路，陷民族于内惑，陷人类于战祸。
既“羡”又“憎”，只是一个晚清心态，既丑且陋。那时在挨打中觉醒，刚失落前一种“不平等”，又落入后一种“不平等”，或为洋奴买办，或呈乱民暴起，难以建立健康心态。百年巨变，中国已经独立，经济日益崛起，既“羡”又“憎”的客观基础不复存在，没有理由继续停留于这一丑陋心态。二战后德国成焦土废墟，阿登纳重建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率战后内阁定期向盟军司令部汇报重建进程，须站立于地毯之后。阿登纳不亢不卑，留一脚于地毯之后，跨一脚踏上地毯，既承认德国战败是在盟军占领下重建民主，亦为德意志民族赢得应有尊严。阿登纳是60年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60年后中国境遇与当时德国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理由甘落人后，听任洋奴兼拳民之心态交替出现，自毁形象，令外人侧目。
以改革否定文革，虽一字之差，终于解救境内民众于水火，解脱境外华人于险地。如何维系多民族于一体，确实是大型、超大型国家之难题。苏联解体之前，有奥斯曼、奥匈帝国之解体，却也有加拿大、美利坚等成功范例。世界历史既有反面教训，也有正面经验，无论正反，能说明者无非是一常识：多民族内聚之凝固剂重在制度安排，只有以宪政维系民族，以民主维系人心，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支，其伦理部分在汉族农耕生活中留有传统老根，或可挖掘，亦可发扬；其政治部分，所谓“王道”“仁政”，在最好情况下仅止于古代之“民本观念”，祈求“圣君明相”；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君权依附，复古政教合一。倘若公倡为国教，置汉族之外另外五十五个民族于何地？置汉族内部远离农耕生活的城市公民于何地？置汉族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等诸多非儒家信徒于何地？是否以乡村伦理强制城市生活，以汉族少数士人信仰凌驾多民族社会？
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列出和谐社会六大要素，排列首位者为“民主与法治”。寻求中国人民族认同，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倘若做加法，每加一项，即排除一层合法公民，直至最后无可再加，此时最大者翻为最少者，宝塔尖只剩寥寥无几之寡头；倘若做减法，每减一项，即吸引一层合法公民，减至无可再减，最大公约数自然浮现，此时最少者翻为最大者，社会底座则扩大为全体居民。
当今社会共识的底线在哪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就在哪里。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我们”的精神锚地只是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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