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创作追求自由运动无一幸免
●他年轻时随张友鸾、胡小石、吴天石、陈方恪吃饭看戏，深受熏陶。
●他创作的戏曲曾轰动一时，笑称都在运动的空隙中完成。
●他在历次运动中无一幸免，在农场劳动将近十年。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宋词小传
宋词，1932年生于河南安阳。1949年4月参加南京文工团，1952年开始从事戏剧创作。著有《宋词文集》四卷；戏曲剧本《穆桂英挂帅》、《花枪缘》、《喝面叶》、《状元打更》、《玉簪记》、《贺家姐妹》；短篇小说《落霞一青年》；长篇历史小说《南国烟柳》、《一代红妆》；电影《一叶小舟》；电视剧《李香君》；诗词集《宋词诗词集》等。《穆桂英挂帅》曾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由梅兰芳改编为京剧演出。
酒过三巡，宋词先生笑道：“从1949年参加工作，运动来了就挨批，宽松一点就创作，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政治运动空隙中完成。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他在六十大寿的《金缕曲》中有句：“此生合当江南老，总觉一身如寄。经多少风风雨雨。换骨不成心未死，看兴亡人在斜阳里。荣与辱，俱忘记。”
宋词的家中挂着吴祖光的字，高马得的画，这些朋友的交往说起来都和戏曲有关。如今交往较多的老朋友有北京的黄宗江、上海的白桦、南京的董健。他和黄宗江曾经合作过京剧《贺家姐妹》，早在50多年前，黄宗江到南京时和他一见如故，后来又介绍了南开中学的老同学黄裳，三人从此订交。近年来，宋词和白桦合作写南明历史题材电视剧，交往甚密。同在南京的董健教授则说：“一有机会我们就聚一聚，一聚便作倾心之谈。无非是交流读书心得，感叹世风百态，指摘文坛时弊，抨击学术与教育的腐败。”
宋词的创作有戏曲、小说、诗词、影视、散文，有旧时名士之风。他说：“年轻时已经陆陆续续写诗词了，大量地写是在淮海农场，近几年就很少写了。戏剧是传统戏剧，诗词是旧诗词，小说也是历史小说，只有一些短篇小说是写现代的。”我赞他的作品有六朝烟水气，他却说：“从1949年到现在一直生活在南京，我始终没有融入南京，反而更喜欢苏州、无锡这一带。我始终感觉不出南京的六朝烟水气，南京的城市特点并不鲜明，老城南那一带还有一点味道。南京历代都是屠杀的地方，隋朝屠杀，太平天国屠杀，抗日战争屠杀，没有了本地的东西。”
董健曾对宋词戏言：“你每次运动都挨整，无一幸免，但真到处理时什么帽子也戴不上。你晚年两次大病，但也同样戴不上这种病的帽子。”宋词1992年中风，1997年则肺癌动手术。谈及身体现状，宋词神采奕奕地说：“还能喝酒，还能写作。”
坐运货飞机离开故乡
1932年，宋词生于河南安阳书香门第，父母早逝。他自称：“我是无父无母无兄无弟，由三个寡妇养大的。”安阳地处豫北平原，闭塞而荒凉，宋词在15岁前还没有看过电影，乡间的唯一娱乐是看戏曲，童年时代看过的戏至今难忘。抗战胜利之后，宋词随学校一路辗转，最后在南京安居。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在家乡安阳正是抗战年代，读书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宋词：我家里是一个地主家庭，我是先在家里读私塾，换过两三个先生，都是读四书五经，读诗词、作对联。我五六岁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小学只读了半年，胜利以后就到城里进了大公中学，这时候开始读新文学，那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包括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我14岁离开家到县城读中学，一进去就是插班，后来内战，就离开安阳了，在安阳大公中学读一年多。我现在初中都没有完全毕业。(笑)
南方都市报：在什么样的形势下离开安阳？
宋词：八路军把安阳包围了，国民党就把中学以上的学生全部用飞机送走。安阳是在太行山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周围全是解放区，县城是国统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就开始打起来了。安阳地区土匪很多，日本人统治时期是属于皇协军，就是汉奸队伍，国民党来了，马上成了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就要死守安阳，一直到南京解放了，安阳还没有解放。我是1947年跟着学校从安阳出来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坐飞机离开安阳的情形如何？
宋词：安阳出棉花，要运到国统区，就用军用飞机来运。这些飞机既运棉花，又运学生。这些学生历史上就叫“逃亡学生”。(笑)
南方都市报：逃亡到哪里？
宋词：到了开封、郑州，我有一个表兄在开封做生意，就把我接到开封，我进了开封高中预科，这时候开封解放了。我跟着河南大学的几个同乡一起到了苏州，那时候国民党对大学生还是蛮重视的，学生有公费，生活上有饭吃。这是1948年，是苏州最有文化特色和传统味道的时候。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到南京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演剧队，那时候对共产党了解吗？
宋词：基本上不了解，只是听到一些宣传。但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一开始只想演戏，我参加河南大学的黄河剧团。导演祝一明后来把我带到南京，参加演剧队。当时这种选择还是非常盲目的，只是一个小孩子，只想演戏，对政治上不是很懂。南京一解放，南京文工团就成立了。我就参加了街头宣传。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文工团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宋词：文工团是演剧一队、七队组成的，演员都抱着可以像苏联莫斯科成立大剧院的想法，实现在国统区无法实现的理想。当时都受党的影响，大部分都是倾向进步的。一解放我们就排《李闯王》，艺术质量很不错，为了配合革命成功以后不要骄傲自满，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江苏成立省时，南京文工团就调到上海，只留下很少一部分在南京。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留在南京了？
宋词：我在童年、少年就很喜欢戏曲。在南京文工团，我就是当剧务、跑跑龙套，其它的时间就写戏曲剧本，1950年就写了一个京戏在南京大戏院演出了，另外给报纸上写戏曲文章。我那时候只有18岁，已经想搞创作了。南京文工团去了上海，我却要求留下来了。人的命运很有意思。
结交名士接受文化熏陶
1952年，宋词进入南京市文联戏曲编创室，从事戏剧创作。宋词结识了张友鸾、胡小石、吴天石、陈方恪等前辈。1950年代中期，宋词常陪胡小石、陈方恪听昆曲，逛夫子庙，到瞻园路古玩店看书画古董，上邵复兴、六华春品尝美食。他回忆：“我没有专门向二老学过什么，只是听他们谈诗、谈词曲、谈戏、谈书画、谈古籍、谈版本、谈掌故、谈食谱茶经。片言只语皆学问。”
南方都市报：在南京市文联戏曲编创室，你的上司是“报界三张”之一的张友鸾先生？
宋词：戏曲编创室的主任就是张友鸾。张先生非常喜欢我。我的悲剧也是我的幸运就是我的老师是张友鸾、胡小石、吴天石、陈方恪。后来黄宗江一到南京就认识我，通过他又认识到黄裳。我初中都没有毕业，又没有读多少书，跟他们接触受益很多。我现在很后悔，那时候如果知道他们的价值，把他们讲的话记下来，就很了不起了。当时完全是跟他们一道吃饭、看戏、聊天的关系。这种熏陶很重要，所以我后来写戏剧、写小说就定在这个最高的层次里面。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认识陈寅恪先生的弟弟陈方恪？
宋词：1952年春天，初识是在白下路口的文化茶室。真正交往是在1956年，政治宽松的时候，我的很多作品都在那时候出来。黄裳当时要借洪升的《稗畦集》，这可是善本书，我去南京图书馆找了陈方恪先生，陈先生借出来给我，我就挂号寄给黄裳。后来我到上海去，黄裳请我吃川菜，喝川酒，那是黄裳唯一的一次豪饮，还我一个借书的人情，我们俩喝了一斤川酒。
南方都市报：陈方恪先生有没有跟你谈过他家里的事情？
宋词：从来不谈。谈吃！(大笑)他找我，就是想让我陪他吃饭。他不喝酒，只专注美食。
南方都市报：他年轻的时候可是花天酒地、非常风流的。
宋词：他喜欢吃，我受他影响很大。他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陈老最后住院时，我回想可能是我下放淮海农场之前的秋天，有一种荫凉的感觉，他小便不通了，我还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只为当年千金买笑啊！”没想到这一别便是永诀。
南方都市报：你跟胡小石先生又是如何认识的？
宋词：1956年我跟戏剧名伶王兰英结婚，结婚之前就请他，因为他非常喜欢戏曲演员。他为我们写了一幅很大的洒金纸的中堂，后来我和王兰英离婚后被王兰英撕掉了，太可惜了。胡小石、陈方恪二老喜欢星期六、星期天到夫子庙，到旧书店看看，然后去吃饭。1957年我下放农村，胡、陈二老请我吃饭，吃鱼翅。我从农村回来以后不久，胡小石先生就去世了。他是唐诗专家、杜甫专家，同样的学者没有研究的领域，他在里面有独到的开辟性的研究。
进牛棚，没戴帽
1954年，宋词创作了豫剧《穆桂英挂帅》，轰动一时。在政治气氛稍为宽松的情况下，宋词创作了《状元打更》等各剧种剧团上演的戏曲作品。在“反右”和“文革”的运动中，宋词无一幸免，在农村农场劳动将近十年时间。
南方都市报：你在1954年写了剧本《穆桂英挂帅》，当时只有22岁，创作的情形如何？
宋词：1953冬天到1954年春天，华东戏曲汇演，我到徐州，写了5个戏，有3个戏选上了。《穆桂英挂帅》是豫剧传统剧目，也是1954年春天改编，在南京首演。
南方都市报：梅兰芳先生对这个戏也很欣赏？
宋词：1953年4月，我才21岁，文化处的处长郑山尊居然心血来潮，把重任交给我这么一个小孩：代表南京文化处邀请梅兰芳到南京来演出。我带介绍信到了上海，先到华东戏曲研究院，请他们带我去，正谈着话，出来一个人，就是周信芳，他说：“什么事情？”他们说来请梅先生到南京演出，周信芳就很热情，说：“好，我给梅先生打一个电话。”梅先生说：“就请他下午过来吧。”周信芳还让他的秘书陪我到梅先生家里。我一天见了两个大师。下午见了梅先生，当天晚上他有演出，给了我们两张戏票。他说1953年的戏都排满了，答应到1954年第一站到南京演出。
南方都市报：所见的梅兰芳风度如何？
宋词：我当然很激动，梅先生非常儒雅，没有任何架子。他在南京演出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永远青春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梅先生对这篇文章很喜欢。
南方都市报：后来《穆桂英挂帅》由梅兰芳改编为京剧？
宋词：1954年我为马金凤写了《穆桂英挂帅》。1956年春天洛阳豫剧团到北京一个剧场演出，给吴祖光看见了，吴祖光连写了两篇文章，一下子就轰动了。当时他还不知道是我写的剧本，因为戏曲作者是不受重视的，只晓得名演员，不晓得作者。梅先生是到1959年选择《穆桂英挂帅》改编为京剧，这是他最后的经典，这个戏实践和体现了他主张“移步而不换形”的戏曲理论的正确。
南方都市报：1956年你改编《状元打更》，这时就引起风波了？
宋词：这个戏那时候就受到批判了。说这个戏是提倡报复主义啊、反爱国主义精神啊，不允许艺术有个性。我的创作就是完全追求一种艺术的东西，都是偶然地冒出去的，都是在官方有空隙之间钻出来的。
南方都市报：1957年“反右”时，你下放到了农村？
宋词：每一次运动我都无一幸免，但是都没有戴上帽子，都是很有偶然性。当时鸣放的时候北京有电影的“锣鼓”，讲电影界的大问题。我们几个人敲起戏曲的“锣鼓”：江苏的戏曲问题何在？当时这篇文章由4个人合作，其中有一位曾宪洛是曾国藩的后代。当时包括省委书记也不知道后来会“反右”，觉得这篇文章能够畅所欲言，可以发表。文章在署名的时候，曾宪洛把我的名字摆在最后一位，我当然非常气愤，要求退出。在发表文章的前夕，省委书记亲自接见作者，曾宪洛就发难，我就当面说要退出，省委书记就调解，把我的名字提到第3位。后来“反右”时我就成了“内定中右”，待遇是一样的，下放劳动。我要求退出完全是我和曾宪洛的矛盾，而恰恰是省委书记在场，就没有戴上帽子。(笑)
造成我的遭遇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总的极左路线；一个是江苏文艺界不能容忍，这跟我的前妻王兰英有关系，她当时是名演员，这些人觉得她是他们的一朵花，像我这么一个异己分子娶了她，这在他们是不能容忍的。
南方都市报：你和王兰英婚姻是怎么样的？
宋词：我们的感情，我在诗词里都写了。1955年谈恋爱时就是反胡风了，幸亏我十四五岁就离开家，十七岁参加工作，除了出身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因此到肃反的时候就搞了一个“金陵三少年”，我都不知道。还把我隔离，说“金陵三少年”是反革命集团。1956年我和王兰英结婚。后来我跟王兰英离婚，也是政治所逼，我当时获罪下放淮海农场，被迫离婚。
南方都市报：“反右”之后的遭遇如何？
宋词：1957年我到无锡农村劳动了两年，1960年刚调上来，又到昆山劳动了半年。1957年我在农村劳动，陆文夫在苏州，我在无锡。我那时候空闲一点就去看他。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常常一起喝酒？
宋词：我们俩是酒友。(笑)我们喝酒的时间实在太多，“文革”中刚出牛棚，我曾寄过一封信到他下放的公社里，后来人家告诉他：“陆文夫，你有一封信哪。”他很谨慎的，不像我，他觉得别人要是拆掉怎么办呢？有一次，我去射阳乡下看他，我带了两瓶洋河，他存了两瓶洋河，我们把这四瓶洋河喝完了以后，就喝山芋干子酒，那酒喝了会上头的。正喝着，他太太从苏州回来了，带来一瓶广州的三花酒，我们都喝醉了。第二天我就走了。
后来戏就不能写了，我从农村回来就写小说了。第一篇小说就是《落霞一青年》，在《人民文学》发表，就出问题了。
南方都市报：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是“冲破了禁欲主义的典型”。
宋词：我也不懂什么是禁欲主义。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是有原型的。小说翻译到日本以后才出事，“冲破了禁欲主义的典型”是日本的评论。当时中宣部的定性最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其次是“倾向性不好”，这小说属于“倾向性不好”。这不能定案，我的待遇就是到农场去劳动。我前后统计了一下，在农场劳动将近有十年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文革”爆发没多久，你的处境又有变化了？
宋词：1967年春天，我从农场回到南京。后来我的诗词从棉袄里被发现了，这些诗词按照当时的情况，坐监牢绝对是应该的：说吴天石是“盛世华街有奇冤”；悼邓拓；为陈毅鸣不平。可是我的运气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对诗词看不懂，还有一个是当时管文教的是蒋科，他的夫人是颜风对我了解，可能帮着说了话，保了一下，要不然是大问题。一直没有做结论，挂在那里，到最后松了。没有坐监牢，只是进牛棚。(笑)
告别戏剧创作小说
改革开放之初，宋词的三部戏曲连续进京演出。此后，他潜心于历史小说的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南国烟柳》的感时伤世之念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相通，《才女》则再现弹词《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风采。董健认为其作品有古典味、民间情、文人气，寄托着当代文士对人文精神、自由境界的追求。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后，你还没有第一时间平反？
宋词：和我的好朋友陆文夫、白桦不同，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马上就出来了。就是因为我在“文革”后期，接受一个写作任务，写一个关于“血防”的剧本，防止吸血虫病的题材，叫《万柳春》，这个剧本连油印都没有，完全是手稿，更不要说是排演了。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从1977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把我关了两年零四个月。这个案子到1985年才彻底平反。
南方都市报：清查结束之后你连续写了一批戏曲进京演出？
宋词：1981年，洛阳豫剧团要进京演出，当时没有新戏，《穆桂英挂帅》已经三次进京了，在进京的路上，我写了《花枪缘》，就在石家庄彩排，8月1日在北京演出。进京的戏在路上排，结果一下子轰动了。1982年我发表了小说《一叶小舟》，根据小说改编成电影，由北影拍摄。1983年是昆曲《玉簪记》进京。1984年是我和黄宗江合写的《贺家姐妹》在北京演出。我是连着三年三个戏在北京演出。这时候我就晓得戏不能再搞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不再搞戏曲了呢？
宋词：几个原因，一个是写几个短篇小说可以成为一流作家，戏曲作家的戏是最好的，作者还是三流的作家；第二个是层层关口，我的戏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写的，写戏要经过层层关口，每一层的领导都要管，现在戏曲界搞不出戏就是这个原因；第三个是不要看戏曲作家不受重视，这碗饭还是很多人在抢着吃，我跟这些人抢饭吃干吗呢？还有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的戏都是给演员写的，只有这个演员演这个戏才是最合适的，我的几个戏都是一个戏出一批演员，这是中国戏曲的规律，这种完整的艺术观已经很难体现了。所以我就开始写历史小说。
南方都市报：你是不是把自己的坎坷经历也融到历史小说里面去了？
宋词：我写《书剑飘零》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写黄仲则、洪升、陈端生，都有历史感和现实感。
南方都市报：你的历史小说不少以明末清初为背景，当年认识陈方恪先生的时候，知道他哥哥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吗？
宋词：听说过，知道他们是陈散原的公子。我研究过陈端生：写了《论〈再生缘〉的主体思想》。从那时候就开始研究陈端生，后来写了《才女》。后来我写柳如是，是完全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论著来写的。他以诗证史，南明资料浩如烟海，他多少线放出去，又能收回来，这就太了不起了。不可能有这样的大学问家了。他选择的视角很好，整个带动了一部南明史。他是寄托了个人很深的感情，实际上他的著作是一部痛史。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摄影：邓建鹰
感谢董宁文先生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