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也有过现代艺术———1960年代初，罗马尼亚画家博巴曾在中国开班，讲授“写实主义”之外的抽象技法。“罗训班”昙花一现，却也留下了零零星星的种子
没“革”掉的那条“命”
□本报记者石岩
天空中流动着微妙的光影，像一只熟透了的柠檬。秋天把远处的雁荡山点染成黛青、赤红、浓紫、墨绿吞吐着的一团。山脚下稻浪翻滚。矮小如豆的农民正弯腰收割，白衬衣像鼓起的风帆。
这是陈天龙笔下的温州。11月19日，71岁的温州油画家陈天龙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他画了40余年的家乡郊野景象。画展的名字是“心象空间”。
与陈天龙年纪相仿佛的德语文学专家、浙江人叶廷芳先生说，陈天龙的画让他想起了“小时候普遍见到的，永远值得回忆的景象”。
40多年前，“写实”一统天下，其他技法，比如印象派技法被视为异端。从未走出国门的陈天龙，印象派风格从何而来？
不走盲人路
1956年，陈天龙考入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现在的中国美院)油画系，刚开始时跟着一位专攻水彩的老师学油画。1957年，中央美院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华东分院油画系迎来第一批专业的油画教员。
那时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苏联向中国各艺术院校派驻专家，为期两年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就是其中的一个，后被称为“马班”。“马班”的宗旨之一，就是为全国的美术院校培养教员。
“苏联很骄傲，不肯把他们国内最好的画家派来。马克西莫夫在苏联是二流艺术家，但是教学上很有经验。”回顾那段历史，1950年代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的留学生、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说。
“马班”学员很快成为全国美术院校油画系的顶梁柱。他们秉承的写实技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的文艺观一脉相承。华东分院也不例外，尽管有林风眠、黄宾虹、潘天寿等几任校长开创的中西合璧传统，图书馆也藏书甚丰，但普通学生能够接受到的信息和训练只能是“写实主义”。
“我们的眼界只有那么一点点。”忆及当年，陈天龙用拇指和无名指圈出一个小孔。
在被写实所“统治”的校园里，陈天龙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其他可能性：“就像盲人走路，但我不走盲人路，心应该像一窝子小鸟一样自由地飞。”
陈天龙在图书馆发现了法国的“外光派”。他觉得，同为写实，“外光派”的笔触“更内在”，而老师们在课堂上介绍的苏联写实派气派很大，但笔触“发飘”。
他把这个发现藏在心里，学习“外光派”技法画的一系列习作也被埋进抽屉最底层。
博巴蓄起了胡子
1958年开始，中苏交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里，罗马尼亚仍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1960年，根据中罗两国的文化协定，布加勒斯特美术学院教授埃乌金·博巴来到杭州西子湖畔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开办油画研究班，简称“罗训班”。
“博巴在西欧影响很大，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叛逆者，他在艺术观点上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很大不同。”邵大箴说。
埃乌金·博巴每月享受中国政府补贴700元人民币，这笔钱，当时相当于普通教师一年多的收入。每天上午9点，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载着身材高大的他驶入学校的大门。仅此一点，他就足以使时人侧目。
更何况，他面对的13名学员，都是经过严格的政审和专业考试，从全国各地的美院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党团员。
陈天龙是“罗训班”班长。在博巴到来之前，“罗训班”的学员已经封闭强化学习了一个月，把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背得滚瓜烂熟，“正着、倒着都能背出来”。
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在文艺理论上与这位坐黑色小汽车上班的专家真刀真枪地干一场。“罗训班”开始之前，面对介绍博巴作品的照片，陈天龙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好”，他预备党员的考验期为此延长了好久。
博巴对线和色彩的重视甚于对面和形体的重视，作品风格更主观更抽象。这与学员们受到的“写实主义”和“艺术为工农兵服务”教育有一定的差距。“所谓‘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就是画水杯只能把它画成水杯，不能抽象成柱体。尽管就视觉艺术的规律而言，模仿只是一种低级的表现形式。”陈天龙说。
足足半年，“罗训班”学员与教师埃乌金·博巴关系微妙，对立情绪若隐若现。
每天早晨7点，学员们就来到画室，请师承苏联的“马班”教员指点作画，临窗而坐的陈天龙负责“放哨”，博巴的小汽车一驶进校园，“马班”教员就匆匆离开，然后学员们又在同一画面重新改变了画风。
博巴慢慢发现了这个秘密，为此他蓄起了胡子。在罗马尼亚风俗里，蓄胡子表示，你伤害了我，我很难过。他对中国学员直言，你们努力学习的，是别人已经淘汰了的东西。
博巴剪掉了胡子
“罗训班”受文化部的直接领导，班长陈天龙经常要到文化部汇报情况。有一次，陈天龙汇报说，专家来之前我们就用《讲话》武装了自己，对专家的东西我们是以批判的眼光学习。
没想到文化部的官员一下子就火了：你们有什么资格批判？多少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才给你们换来这样一个机会，你们不学习，光知道批判？
挨了骂，陈天龙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他是班上为数不多的没有“两张画板”的人。
渐渐地，博巴和学员的关系开始松动。
他经常在下午带着学员们到室外写生。博巴用写实的笔法，捕捉阳光下最微妙的光影变化，把景物刻画得惟妙惟肖。学员们啧啧赞叹，博巴突然拿起画刀，把画布上的颜料刮得一干二净，用他自己的艺术感受用刀、笔捕捉眼前的一切。
几番对比，学员们慢慢领会，“写实”手法，博巴“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油画“写实”捕捉的是眼睛的经验，而博巴描述的是心灵上的惊鸿一瞥。
彻底征服学员们的是博巴给潘天寿画的画像。画像的背景是潘先生的一幅山水作品，博巴用油画的笔法传神地再现了中国画的笔墨神韵。
40多年后，陈天龙依然记得博巴在第一节课上说的话，他把那段“语录”誊抄在一页纸上：“我到中国，不想把欧洲的油画传统机械地搬来，一个中国的油画家不应盲目地学习和纯粹地模仿欧洲的油画，而应该在学习中注意中国的特点。”博巴把大名鼎鼎的京剧演员盖叫天请到课堂上，让学员们领会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随着交流的深入，博巴刮去了那部大胡子，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为博巴“消毒”
在当年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罗训班”学员渐渐成为受羡慕的一群。博巴授课时，画室外围满了人，有人透过门缝向里张望，其中不少是研习“马克西莫夫技法”的油画系学生。陈天龙一度在画室门前贴了一张告示：画室重地，谢绝围观。
一天晚上，系里一位从“马班”毕业的老师把陈天龙叫到家里，问他能不能给自己执教的班办一次讲座，介绍“专家”的绘画思想。“讲座”二字让陈天龙诚惶诚恐，“那时候不像现在，‘讲座’像狗皮膏药一样。那时候只有大学问家才有资格办讲座，我算什么？”
陈天龙几番推却，老师却一再坚持，言辞之间多有支吾。陈天龙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是不是想让我给大家‘消消毒’？”那位老师一下子笑出来，“对。就是这意思。”
讲座上，陈天龙简略介绍了博巴的绘画思想和技法，最后追加一句作为“消毒”：专家的东西，我们是一步步了解下来的，你们如果没有系统的了解，听个一鳞半爪，对自己不见得是好事。
为期两年的“罗训班”很快就结束了。作为班里的高材生，陈天龙和博巴之间没有任何私人交往。“我们那个时候组织性都是很强的。”陈天龙说。
因为在训练班结束后研习博巴教给的技法，一位西安籍的学员受到过从“马班”毕业的老师这样的批判：画这样的东西，你眼里还有没有5亿工农兵？
留校任教的陈天龙为这位同学争辩了一句：我们向专家学习，不是偷偷摸摸，是光天化日之下党的安排。
1965年，根不红、苗不正的陈天龙被调回家乡温州，和他一起回乡的是他求学近10年间的全部作品。因为家里居住条件局促，陈天龙把这些画寄存在一间仓库里。“文革”武斗中，流弹击中房屋，大火烧掉了上万间民房，那间仓库也在其中。
“因祸得福”的“流浪”
那场大火，让陈天龙“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生的幻灭无常”。不久，他所在的温州文化局在“文革”的风暴中趋于解体，根本发不出工资来。为了生存，陈天龙要求调到全市惟一一个还能冒烟的工厂———农药厂。从1975年到1978年，陈天龙在农药厂的政宣科工作了3年，主业是画宣传画。工余时间，他曾爬上高台，躲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模拟“印象派”的技法，用油画笔勾勒“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运动景象。温州没人计较不同画法的“政治倾向”，只要“红”就可以了。
这期间，他的右眼被工厂排放的毒气损伤，最后失明。一只眼睛失明，画家的空间感和距离感大受影响，“颜料在画布上抹出颜色，我才知道我的画笔已经接触到画布了。”
“文革”结束之后，陈天龙调回温州文化局。退休之前，画画一直是他的业余功课，只不过没有人再对他画什么和怎么画提出硬性要求。1980年代，他画的鱼虾蟹广受同业的好评。有人告诉他，这种题材你坚持画下去，别人就吃不消，这个题材的“椅子”就是你的了。
陈天龙不听劝：“我不想当八月十五的月饼模子，我宁可当一个艺术上的流浪汉。”
退休之后，陈天龙醉心在画布上勾勒家乡的山水草木。陈天龙偏爱风景写生，因为不必寻找“主题”，可以兴之所至地描绘大自然投射在自己心中的光影印象。他先后为自己的画展取名为《守望自然》、《心象空间》，那是他用眼睛看到过的、心灵关怀过的世界。
如今“马班”、“罗班”已成往事，真正留下的是作品，而不是“路线”。至于陈天龙的命运，也许正像他爱人所说：“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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