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经典陕西”中介绍了西北维新领袖刘古愚的生平，反响较为强烈。其实在他的青年时期，幸遇了许多知己，这些人在陕西近代史上也非常有名，现围绕着刘古愚的故事介绍一二———
挚友李寅
一八六三年，23岁的刘古愚进入西安求学，揭开了他生活中新的一页。更重要的是他在关中书院结识了业师黄彭年及莫逆终生的两位挚友李寅（字敬恒）、柏景伟（字子俊）。
黄彭年，字子寿，贵州贵筑人（今属贵阳市）。翰林院编修，当时在陕西巡抚刘蓉府中充当幕僚，主讲于关中书院。黄彭年主持书院的时候，严订课程，广泛购置书籍，提倡实学。他所标举的实学即鸦片战争后龚魏所倡的经世致用之学。黄彭年看了刘古愚的文章很觉满意，便拿出《大学衍义》一册让刘诵习，读完再换第二册。第二天，刘古愚便去换第二册，黄感到很惊奇。一番问询之后，才发现这位年轻的生员已经全部掌握，便把《大学衍义》全部借给他。刘读完后，还书时还附有千字的心得，而且文理可观，切中要害，至此，黄彭年对他更加器重，师生间建立了深挚的情感。从学关中书院是刘古愚系统研究学问的开始，黄的赏识教导给他的学术思想打下了最初一层实学的底色。由于刘资质聪颖，更兼学习刻苦用功，在书院引起了同学们的注目，李寅就是此时与刘古愚成为终生挚友。
李寅与刘是同乡，居咸阳县庇礼村。父亲李善容，翰林院庶吉士，母亲殷氏，祖上曾为广东陆路提督，父亲亦为翰林院庶吉士。祖先豪侠的性格传到了远孙身上，殷夫人不尚粉黛，性情豪爽，生活俭朴，终身布衣，不喜华裳。幼读《论语》“略能上口，即晓大义”。李母屡生不育，晚年得子，当然对李寅溺爱有加，但丝毫不因此而放松了对儿子的教育。还在李寅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母亲便将字写在木板之上，自己念字，令儿子用手指出。优裕的家庭环境使李寅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性格得到了自由的发展。同时互相往来的有四川谢维藩、临潼杨炳山等，相互酬唱，为世所瞩目。与刘古愚一样，年轻的李寅也深为中国所面临的灾难而忧虑，苦思拯救之策，道及国事日危，不禁感愤激昂，痛哭欲绝。
共同的报国志向，使两人很快接近起来，经一席深谈，李寅深为所动，取出家藏的《王文成公阳明全集》让刘学习。遇有疑难，年长于刘的李寅便悉心讲授，剖析精微，娓娓不倦。后来，又让刘古愚遍读其家藏书。这对幼经离乱、无力购书而诚心向学的刘古愚来说不啻打开了一座新的宝库，此时刘古愚开始“服膺阳明之学”，李寅在学业上、物质上的帮助对刘古愚影响甚大，后来刘古愚回忆说，这时才初窥学术门径。
亦师亦友柏景伟
除了李寅之外，对刘有很大影响的一位重要朋友便是柏景伟。
柏景伟，字子俊，西安冯籍村人，咸丰乙酉（一八五五年）举人，长刘十岁。与李寅一样，柏景伟也是不守括帖，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喜欢谈论研究兵事。当时吏治腐败官吏苟且偷惰，乡里豪绅欺压百姓，无所顾忌，年轻的柏景伟侠肝义胆，以有感于鸦片战争失败，东南多事，他组织上百名健壮青年，朝夕操练，以图异日报国。回民起义后他入提督傅先宗幕，赴甘肃作战。不久回家乡办团练，后来又入左宗棠幕府。刘、柏结交是在一八六七年。当时的柏景伟已是很有名望的人。听到刘古愚的传闻，想让刘去见他，但耿直的刘并没有前去。后柏景伟亲赴关中书院访刘，正好刘古愚外出，他读了刘古愚桌上的日记，大为佩服，叹曰：“此吾师也，何友之云！”等刘古愚归来之后，连榻长谈，互相激赏，遂成挚友。不久，柏、李二人亦结交，三人至此成为至交，亲逾兄弟，至死不渝。
刘古愚的两位朋友均豪放不羁，柏景伟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喜欢直来直去。李寅中等身材，双目炯炯如电，有一身的武艺，食量很大，相当于普通人的两倍，舞巨槊，发狂歌、俨然一代英雄。他的火枪、弓箭都很娴熟，曾经与一个军官比武，发六箭中其五，周围一片喝采。经常与这三人一起来往的还有潼关的张听庵。此君亦有名士作风，喜谈兵事。左宗棠入陕伊始，曾受命为其招募陕省士兵，后来左宗棠变卦不用。张听后大怒，即辞去左氏幕职，后虽经再三婉请，勉强复出，也不肯与左见面，而且大骂左宗棠，故意让他听见，左对此佯不知。这些人当时正值青壮年，刘古愚二十五岁、李寅二十八岁、柏景伟三十五岁，常在李寅家聚会。李夫人是个孟母式的人物，儿子所交往的朋友她必暗中审查，如品行不端则拒不接待，即命儿子与之断交。但对柏、刘、张等人则青眼有加。这些人皆年轻气盛，纵论时事，指点江山，长歌不足，佐以佳酿，酒酣耳热之际，不觉颓然大醉。每逢此时，李母便为他们亲做羹汤，悉心照料；酒醒之后，他们若患大病，此时又对他们训诫开导。刘古愚傲岸狂放的性格大概就是在此时养成的。如果我们仅读刘的遗著，于平正通达、充溢着古朴之气的文风中，绝不会推想出年轻的刘古愚曾是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一介不俗之士。刘古愚年轻时期的所作所为均与柏李二人有密切的联系。
给李寅的儿子当老师
一八七○年，刘古愚肄业于关中书院，翌年执教于三原南原坳底村贺姓家塾。一年后，又回到咸阳，在李寅家设馆，教其子李岳瑞。岳瑞乃陕西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维新志士，与张季鸾、于右任并称为陕西三杰，此三人均受业于刘，而以岳瑞时年最久。当时岳瑞只有十岁，直到二十岁中举，一直从学于刘。李寅之所以聘刘为西宾，固然由于二人志趣相投，为学宗旨一致，另外还有在生活上接济朋友的良苦用心，刘古愚出生身寒微，又遭丧乱，生活很是贫困，在书院中仅能勉强维持温饱，书院所发的奖银及学费全部用来养家，自己则靠煮仓米度日。后来虽然结交了家道殷实的李、柏二位，但刘坚其操守，抱着“交贵者不托事，交富者不借钱”的宗旨，不肯接受他们的周济，更不用说借钱了。李寅深知老朋友的性格，于是想出了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李母及敬恒对刘古愚格外尊重，每食必有酒肉，二人得以朝夕相处。诗酒酬唱，指点江山，思济黎庶。
一八七五年，光绪帝登基，特开恩科，刘古愚乡试中举，翌年春，赴京师会试，不第。当时李寅在北京任翰林院编修，由于母亲年老，不乐意居住京师，李遂辞官回籍供养，与刘共同西归。一八七六年，陕西大旱，柏、李、刘三人联名上书朝廷，并亲自参与抗旱活动。由于赈灾劳苦：一八七七年，李寅溘然长逝，年仅三十九岁，刘古愚痛失良友。李寅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对于天文、兵法均有研究，计划各著一部书，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完成。此外，李寅还有很深的文学造诣，他本人就有狂放不羁的性格，喜则长歌，悲则痛哭，不掩抑自己的真性情。平时喜欢作诗填词，有才子之誉，但后来不知为何全部将其焚毁，此后每作诗都不留底稿。后来其子岳瑞仅搜集到古体、近体诗数十首，“多应酬之作”，诗作精华没有流传下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与柏景伟创办“刊书处”
李寅卒后，刘古愚移馆三原张云生家，李岳瑞从学。一八八五年与柏景伟一起在“味经书院”筹办“求友斋”。“味经书院”在陕西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其规模及实力都是一流的，与其他书院不同的是其注重实学的传统。一八七三年，柏景伟应聘为书院负责人后，重申各项规章，面貌焕然一新。
此外，刘古愚还与柏景伟一起创办了一个刊书处，专门刊刻“有关正学、实学”的书籍，除了传统意义上与制举相对立的“实学”外，数学、科技方面的书籍受到了重视。《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九章翼》就是在此时刻印的。
宋元以来，随着经济中心的东移，陕西失去了汉唐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明清之后，文化重心进一步东移，江浙地区不但是鱼米之乡，也成为人文荟萃之地，陕西文化进一步衰落。近代以来，陕甘倍受创痍，大众的温饱问题尚无保证，也就难于顾及到文化事业。
为了扭转书籍匮乏、价高质差的局面，在维持求友斋刊书规模的同时，柏子俊和刘古愚继续寻找别的办法，以期为桑梓文化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责任，提高陕西的文化水平。一八八五年，刘的关中书院业师、柏子俊的师友黄彭年，由湖北按察使调陕西按察使任，不改其提倡实学的初衷，三人甚为相得，柏、刘等即建议黄彭年筹款购买书籍。经过多方联络奔走，一八八七年，黄彭年会同督粮道曾怀清筹集到一笔银两，赴两湖购买了大批书籍，设立售书局，由柏子俊、刘古愚组织，以优惠的价格发售，这种官绅联合售书之举在陕西省属首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书少书的局面。同时，售书局也捐给味经书院六七千卷，使书院的教学条件得到了改善。
至于刊书校书的宗旨、益处及学生应持的态度，刘更是不厌其烦地谆谆告诫。由于刘的全力投入、认真组织，味经书院所刊各书质量优异而价格便宜，大大便利了陕甘士子。通过这项工程确实培养了许多人才，即使科举考试也以味经中试者为多。刘古愚先生的良苦用心在他的门弟子身上结出了硕果。
与刘古愚、柏子俊等同时，还有三原的贺瑞麟也在刊刻书籍，贺瑞麟也是清末关中大儒，比刘年长，他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与教授，门弟子特别多。他严守程朱之学，程朱以外之学皆被斥为异端。贺不像刘那样豪爽倜傥，他威仪严整，即使夏日也是容貌严肃、衣冠楚楚，是程朱理学的忠实实践者，当时与刘齐名。这二位一尊理学，一倡实学，是陕甘学界领袖。一八九一年，经学政柯逢时保荐，贺瑞麟由国子监学正衔加赏五品衔，刘古愚赏加国子监学政衔。
柏景伟去世
味经书院刊书处刚刚有了眉目，十五年来意气相投、相濡以沫的柏子俊溘然长逝。一八九○年，柏先生辞去关中书院讲习，归老沣西村，筑沣西草堂以度晚年。刘古愚为他写了“沣西草堂”四字大匾，刘从不为人写字，这是生平惟一的一次。自从刘涉世以来，柏、李二位都是他的挚友，亲如兄弟，刘的学问根基、思想的形成就受二位影响特深。柏、李当时无论就家庭条件还是社会地位（李为进士，翰林编修，柏为候选知县，同知县）来说都较刘为好，而且年纪也较大。因此凡有所举措，都是二位带头，刘则紧随其后。在他们的提携帮助下，增长了刘的见识和才干，可以说刘的成长是与二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李寅不幸英年早逝，后来凡有所举措，都是子俊倡之，刘古愚和之。在繁忙地筹办刊书处的时候，子俊之病日甚一日，刘古愚曾两次抽身赴沣西草堂探望，不幸子俊竟在十月十六日病逝，终年六十一岁。柏子俊也是清末关中著名学者，毕生以经世致用之学为课士内容、行动准则。“宗阳明‘良知’之说而充之以学问，博通经史，熟习本朝掌矿，期于坐言起行。其学外似陈同甫、王伯厚，而以刘念台慎独为归。”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陕西巡抚端方奏请将柏子俊列于国史馆《儒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