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给予平凡人以英雄的注目礼，成为这个大片横行的焦虑年代最美的亮点。它令人想到的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对杰作的定义：神秘、捉摸不定；既不符合标准，又难以名之。
《三峡好人》敢于冒的最大风险是，在写实主义框架中抹上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在形式上，影片大量采用实景拍摄与自然光，选用非职业演员与讲
究自然的生活细节描写。然而这种对写实性的最大限度追求，没有妨碍贾樟柯在影片中给予意象特异的、不合逻辑的安排，例如一座建筑物忽然像火箭一样冲上云霄，或者一个人在天空中漫步。
《三峡好人》呈现的是一个传统道法纲常已失去的新世界。在这种新秩序下，一切旧东西，从长江三峡到婚姻关系，都被个人无法抗拒的社会进步砸得稀巴烂。老县城已被淹没，新县城还未盖好。从这个角度看，影片的超现实色彩呼应的，是观众对新世界的焦虑。
《三峡好人》另一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是彻底颠覆了中国电影的英雄想像。从《红高粱》的抗日勇士、《可可西里》中巡山队队长的舍生取义，中国电影的英雄，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更多是创作人闭门造车的发明，而并非取材自生活的发现。中国导演中不乏有勇气正视平凡人、失败者的生活和存在者，却绝少有导演像贾樟柯那样，有想像力将平凡人和失败者描绘成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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