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咄咄逼人到学会倾听
在俊男靓女扎堆的电视主持人圈子中，白白胖胖的张越靠什么站稳脚跟？她的主持风格，何以从充满“攻击性”转变为耐心地倾听？
□本报记者张英□实习生黄淑贞
张越不是“靓女”，她自己也不避讳这点，在中视协主持人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25年25人”颁奖现场，她这样调侃自己：“刚才长得不太好看的主持人都互相调侃，说你这样的主持人还可以做主持人？中国没有人了？你是台长的亲戚？这话都是我刚做主持人时观众说我的——我居然做了主持人，居然站在这里领奖。”
当时她身着黑色连衣裙，素面朝天。与现场衣着时尚、光彩照人的其他女主持人相比，胖胖的张越更像一位慈祥的大妈。
接受采访时，张越再次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会成为电视节目主持人。然而她在《半边天》里主持的《张越访谈》，开播3年，连续获得全国性电视节目奖。
“中国的美女都死光了吗？”
出生于1965年的张越，最早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北京师范学院(现名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她曾在北京的一所郊县中学当老师，后来辞职做了自由撰稿人，并作为编剧，参与了《我爱我家》、《临时家庭》等电视剧的创作。当时自由撰稿难以养活自己，她就又到北京财会学校当了老师。
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越上了电视。
当时《半边天》有一个小板块叫《梦想成真》，编导得知张越喜欢下厨，就邀请她上节目。胖乎乎的张越被派到苏州，去寻访当地的小吃和苏帮菜，并且下厨拜师学艺。节目播出后，张越以为这事就完了。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半边天》又邀请她去当嘉宾，张越就又去了。
连续邀请张越当嘉宾，是《半边天》制片人谢青的“阴谋”。谢青觉得张越挺活泛，有心请她出任主持人，又担心观众不能接受，就没有告诉张越自己的想法，只是不断请她当嘉宾。连续做近两个月的嘉宾后，谢青终于揭穿了谜底，正式邀请张越担任节目主持人。
就这么着，张越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电视主持人。由嘉宾改行当主持人的张越马上就面临两个难题，首先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干多久，所以她没敢马上辞去自己的教师工作。其次，她找不到合适的服装。
“有一次做完节目，制片人很正式地跟我谈了一次，说您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出镜主持人，请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式的衣服，我这前半辈子都是穿着大毛衣和T恤衫过来的。”
当时张越心目中“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于是她跟从国外回来的邻居借了一件镂空的黑纱长裙，找了一套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进了演播室。
那期节目让制片人张口结舌，最终只对张越说了三个字：“戏过了。”
因为太胖，张越很少能买到合适的衣服，后来就干脆自己买料找裁缝做。有一位观众看她穿的衣服不合适，竟然从美国买了几箱衣服寄给她。
刚上节目不久，她就被报纸和观众称为“另类主持人”，还有观众写信到电视台抗议。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曾收到这样一封抗议信：“中国的美女都死光了吗？为什么要找这么奇怪的人当主持人？”
对此类抗议，杨伟光大概是不以为然吧。他把信转给了《半边天》的制片人，还批了一句“仅供参考，不要让当事人看到”。很久以后，张越才看到了这封信。
被赵子龙杀掉的那个人是谁？
对于自己的体态，张越曾焦虑过整整10年。直到大学快毕业时，她才走出了自我封闭的精神状态，但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心理阴影。
使张越彻底找回自信的是电视。在《半边天》中，张越如鱼得水，全国电视观众也接受了这位白白胖胖机智泼辣的女主持人。
从1995年到1998年，张越一直在做《半边天》。做到第三年，张越发现：“虽然节目一直在播，但我没有新鲜感了，节目做着做着觉得很空，无精打采没有意思。”
于是张越向制片人提出停职。制片人不解，仅同意了她休息一段时间，用来“充电”，还给她保留了基本工资。
整整两年时间，张越的工作是“自我否定”，以期“重新建立自我”。她的方法是大量阅读，和人交往。
罗大佑的歌词———“西门町汹涌的人潮，每张脸背后的故事”———让张越一震：每个人背后都有故事，过去我们虽然强调人民之于历史的作用，但从上到下开口闭口，眼里只有英雄。
作家史铁生对张越的启发更直接、更透彻：“史铁生在《病隙碎笔》里说，他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每次都是英雄赵子龙，横枪立马将来将斩于马下，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大家都不知道被赵子龙装在囊中的上将首级是谁，这个人可能是个能工巧匠，是个诗人，是个情人，总之他是个生命，但很可惜我们的历史不书写这一部分人，他们就被淹没了。”
“我当时看这些文字的时候，就想起组成我们这个时代洪流的那些人，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我慢慢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了。”2001年，《张越访谈》作为《半边天》节目里的一部分，正式开播。
《张越访谈》做的第一个人物是深圳打工妹胡晓梅，在深圳闯荡的几年里，她走出了工厂，成为当地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胡晓梅那期节目开拍的第一个镜头是深圳火车站。在拍摄过程中，张越看到了中国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感言，那些话不是印在书报上，而是写在火车站厕所的灰门板上：“深圳我爱你，你给了我梦想；深圳我恨你，你夺去了我的灵魂！”“我没地方可去，今天晚上我去哪？”……
“我当时就想象这些人是谁，中国有这么多的人离开家乡，他们肯定都是怀着梦想，他们经历了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什么心境下写下的这些话？我觉得在中国这样变动的时代里，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洪流。”
她不再关注名流明星，而是走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探访打工妹、工人、农民、乞丐、残疾人……
她们的美丽谁来欣赏？
一个自称叫“叶落”的女孩来讲述了10年的个人经历：正在上学的她被人拐卖到一个偏僻地方，和一个农村男人生了孩子，逃跑出来回家以后因受冷遇外出打工到迪厅当坐台小姐，赚到钱以后又重新上学、恋爱、找工作……
57岁的张瑞芬，喜欢古筝，上过山、下过乡，因为她生的是个女儿，婆婆以离家出走的方式迫使丈夫和她离了婚，她开始一个人带着女儿过日子。迫于生存压力，张瑞芬在家里开办了古筝学习班，让女儿大学毕业，还教出了许多考上音乐学院的孩子。此外她还义务教残疾儿童学古筝，她的第一批学生，4个聋哑儿童后来多次在各种音乐比赛中获奖。
四川女孩李兰沉迷于赌博无法自拔。年轻的她在麻将桌上耗费了自己婚后8年的青春。想到自己曾经美满的家和一天天长大的孩子，李兰突然悔悟了，于是下决心戒赌。她远离家乡到大城市里去打工，给城里人当起了保姆，一边默默忍受打工的艰辛，一边琢磨着把自己戒赌的经历写成书。现在，她写的《以赌为生》已经出版，而她也回到家乡过起了她的平常生活。
一个优雅秀丽的女大学生，毕业后误打误撞当上了“法警”，又被分去“行刑队”工作，她觉得工作是噩梦，不敢跟人说，想方设法要逃离，在此过程中，她接触到女性重刑犯，也了解了这个她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因为女性犯重罪者大多不是罪大恶极的惯犯，而是一时激愤的情感犯罪。到了最后她们会悔恨，恐惧，悲伤。女警觉得可以给那些被“执行”的女人最后的安慰。她做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于是又放弃了调离的机会，留在行刑队。她的理想是成立一家对女性进行帮助的机构，以阻止最终的悲剧。
一个姓张的女孩生活在一个南方小城，该城女性个个早婚早育，日日聊闲天，搓麻将，烫卷花头涂脂抹粉，惟张姓女子好读书爱思考，穿牛仔裤白布衣，不喜与长辈介绍的条件相当的男人谈婚论嫁，30多岁还没嫁出去，因此成为小城众人眼中的怪物。她向往大城市，又恐惧大城市，终日徘徊，举棋不定。
因为很胖，一个名叫扬扬的女孩求职面试300余次均遭拒绝，多年没工作非常痛苦，直至她被一个美女老板录用，被压抑的自信释放出来，成了这家公司最优秀、升职最快的员工。而美女老板也苦闷，就因为漂亮并且是女性，所以总是被男性生意对手提出生意以外的要求。因此美女老板要格外谨慎和辛苦……
张越发现，当她走出封闭的演播室，才开始真正触摸到这个时代和社会里人心经历的广阔与浩瀚。“做这样的节目时，我特别投入，自己就像在别人的生命里一次一次地活过。在这个迅速接受和迅速遗忘娱乐至死的时代，有诚意的电视节目太少了，我做的这个节目是今天人们所需要的吗？我希望这样的节目是观众需要的，是对他们有用处的，能让他们真的相互理解的，相互温暖的。”张越说。
以前有点过了
原本主持风格麻辣锋利的张越，逐渐不再伶牙俐齿、锋芒毕露，她往往坐在田间地头，安静地听着受访者说话。
“我最早做节目的时候，喜欢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好与嘉宾对着干。”那时的张越有着和许多主持人一样的心态———她是主角，她不在乎嘉宾的反应，而是在乎大家有没有看到她咄咄逼人、出口成章的能力。
她曾请了一个内向的知识分子来节目做嘉宾。“我一开口就出口成章，那位嘉宾被我的气势吓倒了，一直在擦汗，还哆嗦，话也说不完整。我遇强则强，这一下子反而没了招数。但我觉得他这样的反应挺真实的。”这期节目被编导认为失败准备“拿下”，但在张越坚持下播出，结果成了那个阶段张越得到评价最高的节目。
现在张越觉得自己有点过了。对于从前自己性格中的“攻击性”，张越自我总结时说：“那是我小时候被迫自我保护的后果。我从小因为肥胖而非常自卑。”“其实，电视节目里，嘉宾才是主角，主持人不应该总是显摆自己，应该是保护嘉宾，和他沟通让他打开自己，最真实地袒露自己，节目才好看。”
这个节目，首先改变的是张越自己：“我以前采访一个外出打工的人，我去之前会认为我们是‘关心飘荡在都市边缘的异乡人’，但这种关怀里带有强烈的优越感，因为你不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你觉得他们很惨需要关怀他们。但真正到了现场，节目采访到最后你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不需要同情、帮助，他们更多地需要理解和倾听。”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那些个性突出、敏感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会被牺牲、伤害得更厉害。这样一个节目也让我成长，我深入了解了那些在生活里被我们视而不见的人，一个修车民工、一个沿街乞讨者、一个发廊小姐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内心体验和精神痛苦。”
并非所有人都能听懂
陕西农村妇女刘小样，家庭幸福。丈夫是当地的“能人”，孩子也上学了，过着安稳平静的日子，爱看书读报看电视的她不想和祖祖辈辈的农村妇女一样，每天做饭喂猪、照料丈夫和孩子，她渴望并寻找精神的满足，她因此学到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知道了很多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通过刘小样一封写给节目组的信，张越找到了远在陕西的她。在电视画面上，刘小样穿着大红色的外套，坐在自家的小院里，沐浴着初春的阳光，脸上有着淡淡的笑。
张越问她为什么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刘小样回答说：“你们城里人总觉得我们穿着土气，可是你们不知道，我们是农民，我们整天在地里忙活，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大片的土地，我们能不‘土’吗？所以我们就想穿得鲜艳些，不想穿那些和土地接近的灰暗色，我们想让生活色彩斑斓些。”
张越问：“你的知识从哪儿来，是电视吗？”
刘小样：“是，我每天都在读电视。我是在细细地像读书一样地看电视的，比如你们的《半边天》节目，还有《读书时间》我都是每期必看的。下面不是有字幕吗？我就每个字每个字细细地读，我想从中了解我不知道的所有的事情。我觉得人应该有思想，应该有追求。”
张越问：“你家后面就是陇海铁路，不远还有一条高速公路，你有没有想过去外面看看？”
刘小样：“想过，但我出不去。如果我去做了，那就不是一个好女人了，家里人和外人都会指责我……唉，如果没有这条铁路，如果没有这条高速公路，如果我住在一个偏远的地方，我就不会有现在的痛苦，因为那样我就不会去向往了。”
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张越和工作人员住在县城。片子拍完，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害羞的刘小样找到宾馆，破门而入号啕大哭：“你们就像一个梦，忽然之间来了，忽然之间就走了。这儿又剩我一个人了。”刘小样的心愿就是能够像张越那样工作和生活，但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实现的梦。
刘小样的痛苦和她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不被村里人理解，丈夫是全村惟一能理解她的人。在张越面前，刘小样哽咽着说，“我宁愿痛苦，不要麻木！”这期节目播出后，社会反响巨大，不少电视观众都认识、喜欢上了这个不一般的农村妇女。
也有人怀疑这个能像学者一样表达思想的农妇的真实身份。这让张越很气愤，“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城里人肯定比农村人高明，知识分子比非知识分子高明，地位高的人比底层人高明。所以一个普通嘉宾必须在电视人的调教下才能说出有见地的话。’刘小样的语言之所以动人和有力量，是因为它根植于扎实的日常生活、几十年被压抑无处诉说的情感和反复的思考。我们千万不要忽视民间的思想和智慧，尤其是不要侮辱他们！”
人们需要这样的倾听和发现。原来一周播一次的《张越访谈》由原来23：30改到了上午11：20，再改到现在的16：10。虽然自己的节目备受观众欢迎和研究者肯定，但张越也面临着困难和考验。
2004年起，和其他节目一样，《半边天》也把收视率和员工收入挂上了钩，这直接导致了《半边天》的面貌在这几年里波折起伏。张越因此担心节目出现改变，好在现在她的访谈收视率还不错，没有遭遇到红牌。但在内容上，张越做出某些调整，比如在人物的选择上更加注重人物的故事性和刺激度，在节目的结构上和内容上更注重叙述方法，丰富画面语言。
对《半边天》的未来，张越不是太乐观。“比方说每周上一些栏目剧适应市场，也找过男性采访，这本来不是女性节目该做的，但为了让大家吃上饭，我们可以做这种调配、平衡、妥协，它没有造成特别大的伤害。但冲破底线就不行，我担心被收视率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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