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夏榆
在狱中读鲁迅
朴宰雨是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他给自己取的笔名叫朴树人，书斋的名字叫树人斋，以此寄寓对鲁迅的敬仰。
“鲁迅成为我灵魂深处超越时空常向他学习的老师，是我反思自己时的标准严厉的前辈先行者，也是我孤独时分担苦闷或者神游的朋友。”
1973年，朴宰雨进入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是朴正熙军事政权长期独裁，对批判的、抵抗的学生的抗议加以严厉弹压的时候。
当时中文系里教的课程主要是讲读《论语》、《孟子》、《陶渊明》、《唐诗》、《三国志》这些课，读中文系感觉沉闷，无聊。在大学初年，朴宰雨就不关心专业，生活的主要时间都花在参加学生抵抗运动上。到了二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学报社的一个女同学请朴宰雨写有关“鲁迅思想和文学”的评论文章，第一次接触到鲁迅的名字。当时研究鲁迅的韩文资料很有限，为了找资料，四处奔走，终于写出文章。这件事情后来成为改变他命运的种子。
由于参加学运坐过短期的牢，写毕业论文时也选择论鲁迅，毕业后选择中国文学深造之路而去台湾留学，回国在大学任教以后把被禁的中国书翻译成韩文，致力于社会批判和思考，所有这些都可以从最初的那个事件找到心理依据。
“无论在中国、韩国或者其他国家，被鲁迅吸引，成为鲁迅作品的爱读者，或者把鲁迅和其作品当作研究对象的学者，不计其数。”朴宰雨说。
韩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任轩泳在当年读到鲁迅《故乡》的时候痛哭了一场。因为战争，当时的任轩泳已是家破人亡，丧失家园之痛使《故乡》成为最深切的体验。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韩国与具有数千年最亲密关系的文化艺术兄弟———中国文学———之间产生了一道隔绝的壁障。
“我的背井离乡感与鲁迅的思乡情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的故乡都是处于必须进行变革的那个封建意识形态和贫穷蔓延的社会。从这一点讲我们是相通的。将那个惨不忍睹的故乡变成让人思念的故乡是不是一场革命？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那时我该走的路，要逼我走的路，是不能令我满意的，似乎在我要走另外一条路的时候，鲁迅给我放进了一个期望。”
任轩泳有过两次坐牢的经历，两次都跟鲁迅有关。1974年，在韩国宣布紧急状态的时候，任轩泳被捕，“既然坐牢，那我就在监狱里读读鲁迅吧。”他找到了当时难以购到的五本中文版《鲁迅全集》复印版本，同翻译版本对照着苦读。
任轩泳第二次入狱也跟鲁迅有关。1976年参加“南民战”，在那时行动指针依然是鲁迅。被投入监狱，埋头于学中国语，于是读《鲁迅全集》。1983年出狱时，最先购买的书籍就是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所发行的16卷《鲁迅全集》的日语版译本。
鲁迅没有到过韩国，直接和鲁迅来往或者交换书信的韩国人也寥寥无几。为什么鲁迅在韩国有这么持久的影响力？
朴宰雨说：“孔子没有来过韩国，也没有和所谓‘东夷’人士交往过，但孔子对韩国传统文化影响却很大，而且马克思没到过中国，也没有和中国人士交往过，但是他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这么大。其主要原因不在接触的直接与否，而在和接受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以及民族气质上的需求符合与否。鲁迅的坚决反对封建食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关怀被压迫民众的命运的文学，在严酷的日帝殖民统治下呻吟的韩国人民看来，是令人在黑暗中、在绝望中能找到一线光明和希望的思想和文学，是让人深刻共鸣的思想和文学。韩国知识界和民众与中国不同，一直没有把鲁迅神格化，基本上把鲁迅看作启蒙主义思想家兼作家。虽然对鲁迅见仁见智，有不同看法，但是把他看作重视人的尊严并反对法西斯强权的高压、腐败和虚伪的进步知识分子，兼能关怀民众、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这点是一致的。”
鲁迅还会说什么
鲁迅的名字最早在韩国得到介绍的是1920年杨白华所翻译的日人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文章，题为《以胡适为中心漩涡的新文学运动》。
不过，韩国真正介绍鲁迅作品是在1927年。柳树人得到鲁迅同意把《狂人日记》翻译成韩文，1927年8月登载于《东光》16号。柳树人初读鲁迅《狂人日记》，是跟着父亲流亡到中国东北读中学的时候。他和同学们一起读《狂人日记》，懂得真正的意义之后感动得“几乎发狂”，以为鲁迅先生“不仅写了中国的狂人，也写了朝鲜的狂人”，以后鲁迅就成了他们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人。
1937年至1945年，由于中日战争爆发，鲁迅著作变成了禁书。1992年8月24日中韩正式建交之前的40多年里，鲁迅后期作品虽然被禁，但是前期小说和散文、诗等并没有遇到被禁措施。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韩国读者阅读最多的是林语堂的散文和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故乡》等小说。1980年代中期以后鲁迅的杂文(竹内好注释本)也翻译成韩文。
“朝鲜半岛的南北从1920年开始接受鲁迅，在殖民地时代把他看作和封建主义及帝国主义斗争的锐利的精神武器，在光复后又把他看作和法西斯军事独裁斗争的思想资源。实际上，日帝时期李陆史、韩雪野等抗日作家与李泳禧先生等七八十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的思想导师就从鲁迅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也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谈到为什么东亚国家会借重鲁迅作自己的思想资源时说：“我看来，在这潜藏多重矛盾的复杂多端的东亚的历史格局下，今后向建立东亚民族之间相生体制的未来进军，为酝酿东亚文化共同体而努力的时候，鲁迅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从一般意义上讲，鲁迅虽然也可以说属于全世界，但是世界上有哪些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和鲁迅有过历史缘分，对鲁迅表示亲密感情，把鲁迅当作反思历史和推动新的文化的思想的、文学的资源呢？”
韩国社会活动家、文学批评家任轩泳说：“现在，我们已进入了21世纪，我们将民族解放理论置于历史的仓库中，忙于传播世界化的福音。如果鲁迅还在世的话，他会说什么呢？丧失民族主体性的世界化可能吗？不会的。亚洲似乎重新需要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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