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寅文／图
40年前，正在明斯特大学攻读神学的顾彬读到了庞德翻译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此后，顾彬转攻中国文学。
和大部分德国人一样，顾彬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以至于在中国诗人中有着顾彬是
“德国忧郁学会会长”这样的玩笑。他喜欢去墓地散步：“在坟墓，你能够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
顾彬也有眉开眼笑、开心地大笑的时候，当他说起足球和北京时就是这样。顾彬爱好足球，以至于他出门旅行的时候总是带着足球，在当地没有比赛或者找不到同伴，他就自己带球练习。
身为北京人女婿的顾彬热爱老北京，他也有过退休以后在北京找个四合院生活的打算，但是，“北京现在太贵了”。
11月27日，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顾彬大发议论，可商榷之处显然颇多；但其语气中，似乎透着不打算再和任何人商榷的劲头。
他赞扬了1949年以前的张爱玲、林语堂、胡适，因为“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
他认为《狼图腾》对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他认为“美女作家”不是文学，是垃圾。
他还说，现在的中国作家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
但他对鲁迅还是情有独钟的，甚至连鲁迅的外语能力都在其赞赏之列。他认为，从20世纪到21世纪，“说谁(哪个中国作家)比较伟大，如果真的有的话，鲁迅肯定是伟大的。”
至于鲁迅为什么伟大，他没怎么说，也许他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
在帕米尔诗歌之旅中，记者也曾请他谈过鲁迅，那次谈话，倒可窥见顾彬对鲁迅的景仰缘何而来。
他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林语堂是两个可以互为对比的例子，原来他们颇为相同，但1927年以后，林语堂提倡“费厄泼赖”，鲁迅变得愤怒，这一点他一辈子都没有改变。
来自有着宗教战争、法西斯历史的德国的顾彬，特别喜欢鲁迅的所谓“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一论断：“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是，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旧社会。我现在真的怀疑是不是真的这么一回事。”
“如果历史学家还是把吃人的问题放在所谓的旧社会，说吃人就是旧社会，现在不可能还会有人吃人，这显然不对！……所以鲁迅说的吃人的问题不单属于旧社会。”
最后，他无比坚定地说：“如果我们重新反思吃人的问题，我们还能给鲁迅带来一点现实的意义，要不然我觉得他就过时了。”
顾彬认为，鲁迅还有一个重要之处是很会写忧郁：“如果鲁迅不能够超越中国，那他不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我觉得他当时的写作和其他社会文化都有关系，特别是忧郁的问题，1918年以前因为辛亥革命的结果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觉得生活非常无聊。1989年苏联完蛋了以后，很多德国知识分子、作家们也对社会主义乌托邦丢掉了所有的希望，所以到了1990年代以后，德国整个文坛有一个完全新的课题：忧郁。”
因为德国也忧郁了，所以鲁迅在顾彬的心目中就更加重要了：“忧郁是鲁迅比德国作家们更早写过的主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当时的作品跟今天德国的社会情况结合起来，会给他的作品带来一个当代、当前的意义。”
顾彬相当节制地转述了他所见到的、他人对鲁迅的政治立场的怀疑：“中国的学者老把鲁迅跟共产党、社会主义绑起来，鲁迅不一定真的就能代表社会主义。我在大陆见过的学者都认为1927年以后的鲁迅，政治成分太浓了，左派的味道太浓。所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学者，他们都说1927年以后的鲁迅不要看。如果老这么说的话，可能不光是我，别人也会开始对他怀疑。”
顾彬提到自己在1979年出版了一本鲁迅诗文集，书名叫《野兽训练法》：“他写的那篇批评孟子的文章，我当时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可惜，我当时认为鲁迅是对的，今天来看，我肯定会说，他做得太过分。”
现在有不同声音在质疑鲁迅的权威，顾彬不同意那些质疑：“因为从写法、思想来看，没有其他的作家能够跟他比。他创造了中国现代性的小说、现代性的散文、现代性的杂文、现代性的长诗等等，他很有创造力。”
除了思想之外，顾彬还对鲁迅的语言功力相当赞赏：“他的中文水平20世纪没有什么人能够达到，到现在还是这样，看他的作品，无论他写什么，还是能享受他的写法、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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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1945年生。1994年主持翻译出版了六卷本《鲁迅选集》；在其主持撰写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鲁迅是地位最高、篇幅最多的作家。从1990年开始，顾彬和他的中国妻子编辑翻译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今年10月顾彬先后在台北和维也纳参加了林语堂和鲁迅作品的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