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鹏万一郭威
26年前，当时还是合肥一个学徒工的梁小斌以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深深触动了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一代青年。今天，这句诗被人演绎为：中国，我的诗歌丢了？
诗歌，从来没有像2006年这样遭到人们“兴高采烈的诋毁”，由诗歌引发的争议让人揪心，被恶搞的“梨花体”引发了人们的怀疑：大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真的可以丢掉诗歌吗？
赵丽华事件
“这也叫诗？我一晚上可以写出一千首！”
“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当国家一级作家、诗人赵丽华几年前把这首《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与多首类似的“实验性”诗作在网络上发表时，她可能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2006年，它爆炸了。
这是2006年中国诗坛无法绕开的话题。赵丽华的“实验性”诗作被网友恶搞并命名其为“梨花体”。他们愤怒地诘问赵丽华，一个有影响的专业作家为什么写出这样的诗作，并带着恶搞的畅快把诗歌的固有意义完全消解掉：“这也叫诗？我一晚上可以写出一千首！”
于是，不计其数的仿作出现了，网络上各种“梨花体诗歌”达到10万余首，比如，“我/终于发现/我/也能/写诗了”。“80后”代表作者韩寒甚至尖刻地认为，“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并称诗人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敲打“回车”键。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除了“倒赵”派以外，“挺赵”派也不少。杨黎、沈浩波等一批诗人除了向韩寒们宣战，还联合百余诗人在2006年9月发起了一场支持赵丽华的诗歌朗诵会。
诗人赵丽华由最初的始作俑者逐渐演变成受害者，她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她又说，“如果把这个事件中对我个人尊严和声誉的损害忽略不计的话，对中国现代诗歌从小圈子写作走向大众视野可能算是一个契机”。
公众误读新诗
诗歌远离公众，才导致了人们对实验诗的大惊小怪
这场2006年由诗歌引起的“地震”让公众产生某种错觉：诗歌正在被网络拉下神坛并踩在脚下。
不过在一些圈内人士看来，“地震”中两派争论的缘起，只是局限于赵丽华的几首劣作而已，一个错误的局部抹杀不了赵丽华的诗歌成就，更不能代表整个新诗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争论错误地引导和加深了公众对中国新诗的误读。著名诗人于坚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赵丽华把不成熟的诗歌拿出来发表是不负责任，网民的批评确有道理，那确实算不上诗。然而网络恶搞的本质就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这种恶搞给公众的错觉是，赵丽华的诗歌就代表中国新诗，这很荒唐。
文学评论家张颐武认为，其实正是因为诗歌远离公众的特质才导致了人们对赵丽华“实验性”诗作的大惊小怪、以偏概全。他提醒说，诗坛完全可以抓住赵丽华事件，对诗歌如何走向公众的老问题做出更加深刻的反思。
应该看到，误读、争论、口水战其实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在赵丽华事件引起“地震”的2006年，中国3000万诗歌人口中近70万新诗作者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了作品，几千个民间诗歌社团仍然活动频频。
时代需要好诗
商业、娱乐、网络、门派之争，将诗歌逼入了“窄门”
然而，这场网络对诗歌的“蹂躏”并不简单。诗人、剧作家邹静之认为，诗歌被人们如此“兴高采烈地诋毁”，究其实质，是商业的严重入侵、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诗人门派林立却力作缺乏等现状，将诗歌逼入了“窄门”。
2006年人们对诗歌的这场“蹂躏”在20年前绝对不可想象。云南诗人贾薇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写作热潮是整个社会复苏的求知欲望和文化热浪的一部分，“写诗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大学男生写诗可以很容易得到女生的崇拜，诗人的身份更能成为某种社会精英的象征；90年代，诗坛喧嚣不断，商业浪潮让诗人退居一隅；2000年之后，写诗的人甚至超过了读诗的人。”
但诗歌本身并没有出什么问题，而是公众的态度在发生巨大变化。贾薇强调，“我并不觉得诗歌被边缘了，因为真正的诗歌和诗人本来就是边缘的。只不过，公众对诗歌的日益轻蔑让它看上去比以往更加边缘。”
于坚认为，用不着担心诗人对诗歌的态度，诗人还在默默构筑着自己的精神空间。“比如我就一直在写，我的诗也影响到吴文光的纪录片、牟森的戏剧。我们这一批诗人让汉语言变得更松弛，更有活力，更有民间状态，更幽默，它影响到各个艺术领域。由于诗歌是最不可能商业化的文学品种，因此，我认为20世纪新诗的艺术成就是最高的。”
需要担心的倒是大众对诗歌的态度。“在争论中，有些时尚杂志居然说，诗歌丢了就丢了。中国几千年来只探讨过怎么样写诗，还没有探讨过要不要诗歌！当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一个彻底的消费时代和商业时代，当我们真的不需要诗歌了，当我们的精神生活变成一片沙漠，生活还会有意义吗？”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从积极的方面讲，2006年赵丽华事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公众对赵丽华“实验性”诗作的强烈反应，正说明公众对诗歌的在意和对好诗的渴求。说明时代和公众仍然在呼唤具备大胸怀、大气魄的诗人，时代和公众仍然需要震撼灵魂、贴近现实的伟大诗歌作品。
来源：光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