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鲁迅的思想短板(2)

　　社会学解释。上述分裂与社会转型有关，昔日转型今日再次启动，因为有重演，反而能更清晰地看清前一幅画面。邓小平解决香港回归提出“一国两制”，但就大陆本身言，却是“一制三国”：沿海中国、内陆中国和边疆中国。社会转型无论是初次、再次，或者还有第三次，这“三国演义”都是渐次递进，从一个沿海“大外滩”扩及至内陆中国、边疆中国。“大外滩”无论发展快慢，或有无特区、租界，吸收能力总是落后于内陆与边疆失学、失业者的蜂拥而入，两者之落差，当年是革命源泉，今日成网络口水，“愤青”变着脸出现。只

不过当年的“愤青”按照“政治正确”，是一定要称为“文学青年”或“进步青年”的，那时尚无“愤青”、“愤老”此雅号，也没有“北漂”、“南漂”之分途。胡适乃五四之父，只能满足“余永泽”，不能吸引“林道静”，跟不上五四之后越演越烈的“丘九”潮流(“丘八”之后有“丘九”)，那是他活该倒霉，命中注定“暴得大名”者，必有社会学困境。鲁迅之不幸，是在上述争逐中出局，鲁迅之精敏，是他始终不离开沿海中国，就在“大外滩里”守一个小孤岛———租界“且介亭”，这就守住或开辟了沿海中国里的内陆中国。试看萧红、萧军之秉性，今日北大、复旦中文系的旁听生中并不乏见。“林道静们”今天是要受大学正途歧视的，于是就到网络上去泄愤，但在当时却有一个“且介亭”可以挤进去取暖。那时在上海发生报刊文人与教授集团之争吵，这一恩怨延伸到“文革”初期才有个了断。1966年是左翼文人从报刊上发难开始，讨伐大学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幕可解为百年棋枰，内陆中国对沿海中国终于从文学上“收官”，出局者回来收拾残局，确实是“笑”到了“最后”，“笑”得“最好”。那时当然有毛泽东更为深刻的政治谋略，以及1949年以后特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但就历史纵深言，“大批判”发端于报刊，教授集团在大学校园里戴高帽敲锣，这两幅画面皆可从1930年代那一个回合中找到遥远伏线。

　　政治学解释。这方面说得最多、评价最高者，非毛泽东莫属。尽管他知道鲁迅生前在他诗词中读出过“山大王气”，但还是不吝笔墨，讴歌鲁迅为“空前的思想家”、“空前的民族英雄”。这么高的评价，今天连鲁迅的后人都不太好意思在70周年纪念中再次引用。但毛泽东也是坦率的，比所有的“鲁学家”都可爱。1957年在上海，他坦言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呆在监狱里，这句话能给毛泽东与鲁迅的政治关系盖棺定论。鲁学界现在很为难，为维护这两面，尽可能不损害其中一面而大费周章。鲁迅晚年一再声明他是要听“将令”，写“遵命文学”的，如此支持“左联”事业，为什么这一支持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贯穿始终？也许可以这样辩护，他们也确实这样辩护了：这能证明鲁迅追求的是民主，故而胜利后才有那样的困境。如此“民主”辩护，不符合鲁迅思想原貌———他生前信仰的“超人意志”而不是“愚民当家”；同时也损害毛泽东形象———既然称人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民族英雄”胜利后保持沉默？即使牺牲毛泽东形象，也还是回避不了对鲁迅的诘问：五四那一辈他有很多同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惟独鲁迅能？这一问题已经出现，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思想史解释。作为“空前思想家”的鲁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他，他的杂文艺术确实是最好的。鲁迅之坦率不亚于毛泽东，曾坦言他的思想支撑是“个人的无治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是思想史上很严肃的一个学派，19世纪曾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共眠，虽同床异梦，却为后者争取到数不清的激进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无政府主义席卷五四一代，是重演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老版本，也是为马克思本人深恶痛绝的一幕。那时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次进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能突破辛亥前第一进中国之困境？这就要感谢而不是憎恶无政府主义。这是落后国家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社会学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决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结合，则是思想史上比鲁迅较为烦杂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是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鲁迅信徒前期如萧军、后期如胡风皆遭整肃，秘密潜伏在这里；鲁迅本人活到1957年也只能进监狱，秘密也预设在这里。毛泽东进城前激赏鲁迅，缘于他们的共同气质———“个人的无治主义”，进城之后突然坦言鲁迅继续写，只能进监狱，那是出于他的列宁主义。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的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他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惟毛泽东一拍两响，既能激赏鲁迅，也不妨碍他坦言无忌，把心爱的鲁迅如何如何。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罢，再加一个“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三者亲密碰撞，会发生惨痛迸溢的光芒，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悲剧性美学效果，被各国“林道静们”误认为是民主悲剧，其实是哪里归哪里，俱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