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论艺□于坚
信既是写作本身也是它发表的方式。在古代，信是自然而然的，在信已经丧失的当代，诗人的使命是，回到信，而不要顾及发表的后果。
中国古代诗歌是一种信。比如许多诗歌的题目经常是有寄、寄某某等。这个信不只
是信件的信，更是口信的信、信任的信。信起初是一个动词。信而任之，诗是一种信物，因此是可以用来“有赠”的。我很少在西方诗歌里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类似的，一般也是“献给X”。献与信完全不同，献是一种隔离、死亡，把诗作为牺牲、祭物、东西，而信是一种联系，去与信任者融为一体。信而放任之、依赖之、通过诗把人们联系起来，这是最高的信。这种信是将彼此的存在联系起来。
诗乃存在之信
言而有信，是人们对语言的基本要求。在这种要求中，人们把握到的是存在本身。中国人通过语言来建立牢固的联系，这种信任相当于信仰，西方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宗教来建立信仰。语言只是抵达上帝的工具。
在汉语中，语言就是信之所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歌是最高的信，因为它是存在之信的典范，形而上之信。信仰，信而仰之，这就是诗。
如果汉字是巫师卜卦招魂的符号，言有尽意无穷，诗则是信仰。
虚构就是言而无信，言不由衷。在西方诗歌中，虚构是正常的，因为语言并不是存在之家，(回到语言这个家的觉醒，是海德格尔以后的事情。)而是对世界的解释，而解释其实就是自圆其说。西方诗歌基本上是思想(解释)的结果，而不是对存在的信赖。存在之信印证于心而不是真理、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思想到的诗与心无关，在那里，语言只是真理、思想、主义、情感、意识的阐释工具。
西方语言从开始就建立在虚构之上，拼音是对存在的解释。而汉字是对存在的信。这种信在诗歌中达到最高典范。
把一首诗送给某人，是最高的信任。就是不送给某人，诗也是一种信，存在之信。
诗乃存在之信。
汉字是从信开始的，汉字就是最初的信。人们看见世界，画下来，人们不问为什么，而是信之，随遇而安。
信这个字由人和言组合而成。说文解字说：信者，诚也。诚者，信也。可以理解为人之言诚，就是信。另外的写法还有，单人旁加个口字，言字旁加个心字。
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直言就是直接说出来，“无所指引借譬”。“言，心之声也”。心之声直接记录下来就是字。字就是信。(心得：口语是最初的诗，心之诗。指引借譬的诗，是语之诗，思之诗。前者是信，后者则是论，思辩，分析、有怀疑的成分了。)
《圣经·创世纪》的第一段就说“起初，神创造大地。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见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光为什么是好，暗为什么就是不好，这是对存在的怀疑，是不信。暗从此成为需要改造解放消灭的部分，这把西方引向了追求明，追求清楚、确定性、分析。世界分成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等等。
中国不同，太极图是阴阳合一的。
《沙丘城下寄杜甫》(李白)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春日忆李白》(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是怎样的信啊！这种信以自然为象征。对朋友的信就是对大地的信。这种信是永恒的。
《饮中八仙歌》(杜甫)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这是一首关于古代日常生活的诗，其中充满着对生活的巨大信任。
唐朝是一封伟大的信，对人生、自然、朋友、生命、永恒的信。在唐朝诗歌中，他人不是地狱，诗人乐于“吾丧我”，道发自然就是信，信就是去加入宇宙、自然、大地、人生，信仰之。
信就是去存在。
从个人的文出发最终成为无我的自然。“吾丧我”就是去死亡而加入永恒。
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就是匿名于永恒。就是“吾丧我”。
当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的时候，西方怀疑主义已经走到极致。孤独、虚无、活在死亡中。西方诗歌拒绝他者，对大地和人生的不信任，使它从来没有抵达存在之诗，从来没有成为信。对自我的迷恋与对他者的怀疑把西方分裂成无数孤独的反自然的碎片。
怀疑主义在18世纪潜入中国。或者更早，在宋以后，信已经逐渐弱化为对语词的迷信。言的隐匿，语逐渐猖獗。存在缺席，宋明理学开始思辩的时代，为西方式的怀疑主义潜入留下了伏笔。以书法为例，苏东坡为什么说唐以后没有书法，因为宋以后，汉字的书写不再只是信，而是书法艺术。
我把苏东坡视为古代中国的最后一封信，他是一个但丁那样的人物。
写诗，就是去信任
信就是交心，古人说，文章为天地立心，交心才可以立心。
心，说文解字说，土藏，在身之中。土，就是大地，人的身体就是人的大地。藏在大地中使生命活起来的那种东西，就是心。后来心又被解释为“火藏”，“五行火空则明，举五藏之运用”。金木火水土，有心则明，无心则暗。心就是明，就是照亮。
心就是一个人命，一个人的底，老底，把老底交出去，那才是肝胆相照的诗。
诗就是信，写诗，就是去信任。
失信，就是存在缺席。
信是存在的证据。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也可以说，存在是诗的家，诗就是信，就是回家。存在就是信任，信就是去存在。
过去中国文盲比较普遍，文字就是信，人们请有文化的人写信，那是信任，识字那就是可信。素不相识的人委托识字的人帮他写信，把自己的心事、隐私、老底全告诉他，形成文字，成为证据，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信，什么是敬惜字纸！那个代笔写字的人就是上帝。
我童年时代在昆明经常看见那些为人代笔的写字公公，那是信还存在的时代。到1966年，所有的信都成为证据、老底、把柄。
信是存在的证据，如果以某个时代的真理、主义、是非来判断，它就是罪证。
遑论诗歌，现代诗人连信都很少写了，手迹越来越少，大家都害怕留下证据。
1957年报纸将胡风的私人信件登在第一版上。是中国历史的里程碑之一。那是中国之信被送上绞架的时刻。
人们再也不敢写，因为写作是一种信。虚构开始盛行，虚构不是信，与存在无关。50年代以来诗歌的缺席，虚构的颂歌盛行，就是因为信已经死亡。人们由于恐惧而迷信，又由于恐惧而怀疑一切。
信的缺席是怀疑的开始。从对他人的怀疑开始，最终抵达对存在的怀疑。20世纪，中国人不再信任自然，不再道发自然。
反自然的时代开始了。反自然就是不信任自然。
反自然有一个西方文明建构起来的世界基础，通过商业、技术、物质生活输入着对存在的普遍怀疑。
我们已经丧失了信。他人就是地狱。更可怕的是，我们开始迷信无信者。人们在不自然的地方寻求自然。在意识形态和各种观念、知识中寻求确定性。我们把汽车、电梯、飞机、考试答案都视为可以信赖的事物。而它们根本是不确定的、不可信赖的，此一时彼一时的。貌似确定的事物比自然的不确定有着更危险的不确定性。因为人们在对确定性的幻觉中所设计的世界，其不确定性是反自然的，它比存在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更危险。
信的方向转移了，人们不相信自然，而迷信反自然的事物。反自然的事物在散布确定性的虚幻，人们今天相信世界的一切都是可知的，可以确定、测量并保证的，世界的不确定、不可知被物和意识形态遮蔽起来。
诗是最后的信
诗是最后的信了。诗依然道法自然，诗歌的最高标准依然迷信天才。天才是技术无法制造的，技术可以克隆普遍的人，但无法克隆天才。天才就是不可知。诗人坚持着对不可知的信任。诗歌依然迷信自然，迷信言。但语的势力太强大，反自然的技术化的写作正在全面地统治语言。在西方，存在之诗只是在20世纪才由少数天才获得话语权，但它迅速被学院诗夺回。存在之诗从来没有领导过生活，只局限于少数天才读者。中国自古以来，存在之诗就是一种诗教。就是生活世界的领导，“有水井处，皆咏柳永词”就是诗歌领导着生活。诗就是信仰，就是对大地、生命、人生的信仰。
信仰已经缺席。当代诗歌基本上是不信的。存在之诗，信仰蜕化为真理、思想、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
语不是存在，是思的工具。
诗歌不再是信。而是解释、辩护、自恋狂们虚构的自圆其说。
诗不是信，而是发表。发表不是信。去信任，与发表是完全不同的。
发者，发射。表，标准，发布去符合一个标准。揭发，显示。
信不是为了发表。信是去存在着，发是对存在的揭发、显示，存在是发表的对象。
在当代诗歌中，信隐匿，发表成为写作的目的。
信是让接受者获得存在。“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这是将朋友之情谊寄予永恒。
信是寄，寄就是託，託，托付。注意託是言字旁，把我的言托付给你。论语中用到寄这个字的时候，是非常重的。《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信是里面的，心底的。表是外，无心的。
表，表白、陈述、分类，它暗藏着自我辩解、解释的意思。发表就是不信，因此必须隐匿老底，公布于众。
发表导致诗必须是可以发表的东西。发表的载体可以不同，例如公开刊物、地下刊物，但可以发表，以某个表记为写作的表率已经开始了。这种写作不是把一切都豁出去的信，而是语言的功利游戏。所谓：“论难曰语”。
“献给X”不是心。是词语游戏。
“有寄”，寄的是心。
在我们时代，真正的诗依然是信，信就是不怕诗成为证据、把柄。李白、杜甫的诗歌中充满着把柄，在1966年被郭沫若抓获，成为地主阶级诗人的证据。
不是反对发表。这种现代形式诗人无法避免，我的意思是为发表而写作与信有本质的区别。在古代，诗歌的传播不是发表，而是信(动词)的方式。信既是写作本身也是它发表的方式。在古代，信是自然而然的，在信已经丧失的当代，诗人的使命是，回到信，而不要顾及发表的后果。
在以发表为目的的写作中。“此在”已经缺席。这种写作完全没有任何把柄，在这方面海子的诗歌可以说是一个典范。这种写作完全建立在虚构之上，看不出在场者的任何蛛丝马迹。超越性的虚构，任何时代都抓不到这种诗歌的把柄，因为它完全不信任存在。
信任一个具体的细节、名字、时间都是危险的。它得接受释义的考验。而每一个时代对细节的解释是不一样的。
T.S.艾略特赞扬叶芝说：“在诗中说出自己的年龄是有意义的。将近用了半辈子时间才达到词语的随意性。”这个随意性，其实就是诗歌回到了信。
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们》诗人的写作重建了汉语诗歌对日常生活的信任，在古代，这种信任是天然的，但在我们时代的诗人这里，这却是一种非凡的勇气。
◎于坚，诗人，现居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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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