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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片《怪物》剧照。（《体育朝鲜》图）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面对这个我们身处的像“怪物”一样的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拒绝任何的政治游戏，对这个号称能提供各种 “政治解决方案”的世界保持冷漠
★ 文/贾超二
影片《怪物》是韩国年轻导演奉俊昊的第三部长片，他曾凭借其第二部作品《杀人回忆》取得的票房成绩和电影节各项大奖而名声大噪，如今他的新作《怪物》再一次刷新了韩国票房的各项纪录。
在票房奇迹之外，奉俊昊的作品还被誉为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典范，从长片处女作《绑架门口狗》开始，他那些带有明显商业片特质的影片所呈现出来的严肃的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量让人惊喜。这和导演社会学出身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奉俊昊的影片之所以能在商业和艺术这两个看起来截然对立的领域达成某种和谐平衡，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十分熟悉，他的影片总是带有某种类型叙事的特征，如《杀人回忆》中的犯罪片模式和《怪物》中的惊悚片、灾难片模式。但另一方面，他又对这套来自西方好莱坞的类型叙事模式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喜欢对类型叙事进行某种改写和拼接，使得那些深受好莱坞商业片训练的观众对故事情节发展的预期被一再破坏，而这种破坏是可以承受的破坏，因为它并没有彻底颠覆观众通过观影经验积累起来的，对商业片大片叙事框架和人物命运结局的期待。
在《怪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影片怪物的出场(即灾难的来临)——齐心协力与灾难对抗——最后战胜灾难，整个故事的大结构未脱好莱坞式灾难片模式的窠臼。但《怪物》在遵守这一大结构的基础上，最为明显的改写就是对主要人物的“反英雄”书写——主人公不再是高大英勇的形象，他有点傻乎乎的，他的家庭成员也是以“弱者”出现。所谓“弱者”，奉俊昊曾这样解释：在这个家庭中，有两代人，但都缺少母亲��没有母亲的家庭是怎样的？跟普通家庭比起来，是彷徨的、孤独的。因为母亲这个角色，对一个家庭来说，代表的是坚强和现实感，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庭，在这个社会上是孤独和有脱离感的。这个家里的人其实都是弱者，失意者。
也正是从这点出发，奉俊昊在影片中植入他的社会批判立场。正是这些“弱者”，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营救成就了最后的拯救。在最后的决战时刻，我们看到影片颇为有趣地呈现了三种不同方式的对抗——主人公一家和怪物搏斗，试图救出他们的孩子；警察和军队正在释放一种生化药剂，在杀死怪物的同时也杀死现场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人群；由于怪物引发出了病毒事件，媒体和游行的群众进行着反政府社会运动。最后，小女孩的叔叔掷出的火球没有扔到怪物身上，却被小女孩的阿姨(职业射箭运动员)用弓箭射到怪物身上，然后小女孩的爸爸，即影片主人公用长矛对怪物进行了致命“一刺”。
在怪物颓然倒地的一刻，我们看到奉俊昊在宣布这些弱者赢得最后胜利的同时，也宣布了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来自现代社会民主机构的拯救的虚假。正如导演所言：“你可以看到，谁来救她呢？是军队？警察？官员？还是舆论？没有，是一个白痴一样的人救了她。谁能保护弱者呢？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那些有势力和能力的人，而是弱者自己��这个世界比怪物还要可怕，所以人才为孤独而悲伤。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大家可曾得到过国家和社会的帮助？！”
影片最后再次回到了一般商业片的叙事逻辑里，所谓的首尾呼应——在战胜了怪物之后，大家又回到了平静而祥和的生活之中：温馨的家中，父亲守候着他的孩子。但正是在这个没有意外的结局里，奉俊昊用主人公一个小小的动作给出了他对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摆脱所处的困境的思考，这个动作就是，当电视新闻节目在对怪物事件引发的“病毒丑闻”做连篇累牍的报道时，父亲和孩子的选择是关掉电视，吃饭。在这轻松一笔中，奉俊昊传达了他的态度：面对这个我们身处的像“怪物”一样的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拒绝任何的政治游戏，对这个号称能提供各种“政治解决方案”的世界保持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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