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重现□李行远
我不是基督徒，我的同学也不是，我们只是在“圣诞”这个话语中感受到一种异质性；异质性以一种清新的气息隐约浮现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黎明，我们呼吸并被吸引。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看到根据英国画家雷蒙德·布里格斯(R·Briggs)的绘图本改编的
动画片《雪人》，那个圣诞之夜我们全家在一起看到一个小男孩堆起的雪人突然活起来了，雪人拉着孩子飞向夜空、穿过林海；第二天早上孩子醒来，只看到一片融化的雪水。我们的万般喜爱与百般惆怅真是难以排解。猛然间我就想起了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和同学度过的那个圣诞节，那个混杂着喜悦与不安的夜晚。
团支部组织生活的难题
那是1979年，那时我当然不知道布里格斯的绘图本《雪人》(TheSnowman)在一年前就已经问世，不知道雪人带来的圣诞可以是如此单纯、如此感人。七七级大学生的圣诞节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时代毕竟已经难以阻挡光，光终于以隐晦曲折的行程抵达我们身上。我们竟然是以共青团活动的名义组织了1979年的圣诞晚会。当时我是历史系七七级的团支部书记，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工作单位当了四年团支部书记。
团支书没什么难当的，伤脑筋的是要组织每周一次的团支部生活。在政治运动统领一切的年代里，所谓的组织生活无非都是读文件、读报纸，讨论国家大事。
那时我们单位的领导喜欢把各部门一周的要事、琐事都公告在一块日程板上，其中必定有“团支部组织生活”一项。每个星期六，就是我这个团支部书记犯愁的日子，我不想看到日程上总是写着“读报”、“学习”，但又想不出什么听起来既革命、又新鲜的花样。读了大学以后我才懂得，革命本来是最不乏味、最不僵化的事物，当革命到了乏味、僵化的时候，也就离“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不远了。那时我们单位的团员中也很有几个爱看书的，《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安娜·卡列尼娜》等都私下传阅过，但这些外国小说是能够拿到团支部会议上来讨论的么？所以那时心中常有的期盼居然是政治上的突发事件，可以带来新鲜的话题。
以元旦的名义过圣诞节
七七级大学生的组织生活远比今天的大学生要自觉和严格得多，党、团支部和学生会、班委会总有各种活动在进行。1979年的岁末，圣诞节快到的时候，我和几位同学商量，以团支部的名义组织一个圣诞节化妆晚会。当时我产生这一想法，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意图，只是有一天读狄更斯《圣诞故事》的时候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可以开一个圣诞晚会呢？圣诞树、雪橇、圣诞老人和《铃儿响叮当》的歌声搅合在一起，在我心目中营造了一个想像中的圣诞节。我不是基督徒，我的同学也不是，我们只是在“圣诞”这个话语中感受到一种异质性；异质性以一种清新的气息隐约浮现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黎明，我们呼吸并被吸引。今天当我们说七七级是处于精神上的全面成长期的时候，我们不应忽略任何一片曾浮动在天边的云霞；不应遗忘那些最早向我们袭来的每一缕光线。我们真的是难以清晰地看到我们自己成长的每一步印痕，就如我们从未看到过正在生长着的青草。
既然是团的活动，当然要向系里请示。当时广州虽然也恢复了基督教堂的礼拜活动，但在单位里还是没有人敢组织什么圣诞晚会。除了基督徒，没人过圣诞节；“圣诞节”这个词，尚未被主流话语所接受。因而我只对系领导说，我们团支部要举办一个“元旦晚会”，系领导同意了。
南方没有雪人，南方的孩子没有机会看着雪人融化；但南方毕竟可以有小红帽、有蜡烛、有青翠的圣诞树，然而我们也没有。说是圣诞化妆晚会，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我们知道，因为那时还完全没有关于宗教的生产与消费，宗教的经济学在中国还远未有可能。我们的手头上没有任何可作生产的资料，我们甚至无法在形象上使圣诞老人辨识出期盼着他的降临的地点，我们是多么一厢情愿地过着我们自己的圣诞啊！我们的会场多么简陋！灯光并不明亮，只有用皱纸剪成的彩带稀疏地横拉在空中，这与从前的任何一场革命文艺演出有什么两样？我们东奔西跑终于觅到了几件有点化妆意味的服装，居然竟是少数民族的服装——这些不也都是以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物质遗产么？面具呢？我们最想要的是面具，我们都想像着自己变为公主和王子、魔鬼与神父、仙女与牧童，但是最后我们只能在脸上多涂一点脂粉——连这一点本事都是从前宣传队的招数。然而，我们的兴致并没有减弱，我们的想象力和热情使圣诞之夜成为圣诞之夜，不是、也不可能再是从前的莺歌燕舞之夜。
约束的驱除与情感的复苏
其实，不是宗教信徒的我们并没有在此圣诞夜谈论神、歌颂神，而是更多地感到约束的驱除和情感的复苏，神并没有显示踪影。自由而抒情，大家一起唱歌，大家一起跳舞，大家把少数民族服装轮流穿上。在我心目中，这个晚会大大地异于那些司空见惯的主题晚会。它的自由与抒情让人很纯粹地开心，它所带有的一点异域文化的气息使我们对现实产生了距离感。我们在1978年春天入学，当年的圣诞节没有被注视，是因为我们的心灵还未做好准备，我们还无法找到可以暂时疏离于现实的途径。只有到了1979年，第一个圣诞节才仿佛是不经意地降临。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同学而言，这次圣诞晚会是生命中第一次以宗教节庆的名义度过的集体活动。
事后，“圣诞晚会”的风声传到系领导的耳中，办公室主任在一次会议上批评这件事，还点名说我竟然假团组织的“元旦晚会”之名搞什么圣诞晚会。如果这是发生在前几年，罪名之大与惩罚之严重都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这时毕竟已是经历着思想解放运动洗礼的1979年，可尊敬的“组织上”最后只能给我扣上一顶“小资情调”的帽子。而这时，在“重放的鲜花”与“伤痕文艺”的感伤与浪漫的氛围中，“小资情调”听起来更像是对人性的肯定。这件事最后当然是不了了之，我作为团支部书记、这次活动的策划者并没有受到什么惩处。
如今在中国，每到年末，商场、小摊到处摆卖圣诞用品、礼品，节日气氛不可谓不浓，但总让人感到这一切除却商业意义没有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很多年以后的那个圣诞之夜看动画片《雪人》的时候，怀想起我的第一个圣诞节，尚能回味些许青春的反叛和对未来憧憬的气质。
◎李行远，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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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