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期“经典陕西”专栏里，我们对刘古愚先生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介绍。一代代哲人既萎，但精神长留后世。作为关中学派的最后终结者，刘古愚许多再传弟子的所作所为，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影响颇深。
文脉相承：刘古愚再传弟子的贡献
刘古愚的再传弟子中，出了一批习仲勋、杨明轩一样的共产党人。2001年时，习仲勋还为《新编刘古愚全书》题词为：“弘扬刘古愚爱国教育思想”。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曾经推出《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其中记述了一段杨明轩对刘古愚的评价。
1946年10月29日，杨明轩在延安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肯定了刘古愚在教育上的重大贡献。他说：“西北尤其是陕西，从清末新旧斗争开始，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形成了崭新的。积极的一个革命阵营，还是有它一段艰苦斗争的历史的。”
“自从甲午战败，戊戌变法没有成功，义和团运动遭受失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酿成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各方面的腐败，至此才暴露无遗。逼得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挣扎图强。首先表现在学制上的是停止科举，兴办学校，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在这个时期，咸阳刘古愚先生大声疾呼，一变其戊戌立宪图强的主张（当时有南康北刘之说），倡导革命，遥应同盟会的号召，驳斥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政策，毅然决然地提倡新学，反对立宪保皇旧学。当他远在辛丑之前，长教泾干书院（在泾阳）时，读了《西学东渐记》、《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肄言》、《逻辑浅说》、《格致读本》新政诸书，受了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即在泾干设立算学、格致诸特科。改良纺车、织布机、农具（轧花车是他第一次传到西北的），指导学生研究农田水利，并派学生出省学习，提倡妇女放脚，建筑铁路、蚕桑、纺织（湖桑是他传到西北的，白蜡树是他传到关中的），他的及门弟子有于右任、朱佛光、李子逸、王授金等。辛亥革命时期，这些人在西北军事政治上、教育文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古愚先生因触清廷之怒，当清室播迁之际，他避难到兰州、西宁、河西一带，勘察兵要地形、研究民情风俗，著作讲学，倡导革命。不仅大有功于西北教育文化，而且深深的广泛的给西北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科举既废、学校建立，三原有一个宏道学堂，西安有一个高等学堂，成为当时进步与保守两派的大本营。这两校学生由樊增祥（当时代理陕西巡抚）考送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又分成《夏声》、《关陇》两派的新旧对立。夏声派的《夏声》杂志，由宏道学生李子逸、茹卓亭、杨西堂等领导，主张革命，因之多数参加了同盟会。这一派回省，就做了鼓动革命的工作。
另外，刘古愚先生的再传弟子中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文科方面卓有成就的吴宓和在理科方面颇有建树的杨钟键。“中西会通派”代表人物吴宓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他的生父、嗣父、姑丈、姨丈等人均曾就学于刘古愚。他曾回忆说：“咸阳刘古愚老夫子，为关中近世大儒，近数十年中，吾陕知名人士，无不出其门下。宓儿时曾获拜谒……”。此后他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礼聘梁启超、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早年曾随其祖父陈宝箴支持维新运动，曾撰有《刘古愚先生传》）等培养出一代俊杰就顺利成章了。我国当代最优秀的中外语言文学专家和国学学者，如钱钟书、曹禺、季羡林、吕叔湘、王力、李健吾、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徐中舒、高享、陆侃如等，均出自吴宓的门下。
杨钟键是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与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曾参与北京周口店猿人的考古发掘工作。他的家学渊源也来自刘古愚。在《回忆录》中他说：“我父从陕西大儒刘古愚先生游，其一生思想与学识，得之于刘先生甚多，刘先生对清朝八股不满，我父在刘古愚门下即持革新论。”杨父创办华县咸林中学，兴办教育提倡实学，深深影响了杨钟键的一生。杨钟键曾一度出任西北大学校长。现在在西大校园里，还有杨钟键的塑像。刘古愚的思想在文、理两科均结出了累累硕果，我们是不应当忘记的。
“关学大家系列报道”结束语：做些实事
到今天为止，我持续一年的对于关中学派人物的系列报道，就宣告胜利结束了。总有人要埋头做事，事情完成了，它就有了价值。
之所以说结束，一是刘古愚本身就是终结了关学的代表人物，二是做完刘古愚的相关报道后，时间也恰巧到了年底，明年我们的报纸将进行改版，“经典陕西”这个栏目也会相应做一些调整，多么有意思，“关学代表人物系列报道”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刚好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一切都表明此事的终极意义。在这样人事匆忙的当下，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甘心沉潜下来去做这个工作，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我认定，从长远来看，一切的竞争都将归结到文化层面上来，那么，我认真地耐住寂寞做了这件事情，它的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来。所有有阅历有智慧的人都会看到，这个工作会耗费大量精力，必须查阅大量资料，必须走访相关研究者和后世知情人，而随着世态推转和人情浩淼，许多记忆已经漫漶不清，而我们还必须给历史和读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那么其中的辛劳，非亲身经历而不可体味，也不足为外人道也。另外也并不是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就行了，我还得对它们进行梳理和消化，进行加工和包装，使它们能够与报纸以及新闻的元素紧密结合起来，不至于相离太远。既要纵横捭阖力戒纰漏，又要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在无形中就增加了难度。但是还好，我坚持了下来。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累，所有的事情经过莫出其右。我们只需一笑了之。
诚然，我并不是专业学者，对于关学也没有什么特定研究，只是出于一个地方媒体工作者弘扬地域文化的最朴素愿望。我感觉，关学也并非最宽泛的关中学术，比如它就不包括佛、道以及基督教等。但是它却深深影响了关中人的行事作风。也使得它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显著的特色，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也深深感染着我们这些青年学子。
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在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中以唯物主义理想最为著名。关学经过了宋代的开创阶段，金元的延续，明代的兴盛，清代的更新，最终在近代刘古愚处向近现代学术转化。我按此脉络，从北宋张载开始，到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冯从吾。到王心敬，到薛敬之、到吕泾野、到王恕王承裕及马理的“三原学派”，还有“关中三李”，到杨双山、到阎敬铭、到王杰、王鼎、赵叔翘，一直到刘古愚。在一年的时间里，我笔下报端所涉及的人物近百位。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关学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们卓而不凡的思想特征与个性鲜明的人生历程。上溯本源，下迄明清。细述千年一脉薪火相传的精神，以及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
通过研究，我深深感到，历经800余年发展，关学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的使命感，学贵自得的创新精神，切实笃行的实践风格，已成为中国学术的宝贵财富。它虽然并无固定形式，但却真正构成了其明显的特征———注重实践。而这一特点又表现为注重礼学、注重制度具体问题、注重自然科学技术。它的学派特征在中国近代以后虽然已不十分明显，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但这些特点基本上或隐或显的延续了下来。它的精神也将在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
而这也正是我做这系列文章的终极意义所在，我去撰文纪念那些漫漫黑夜里的先行者，目的也在于以史为鉴，放眼未来。以爱国教育思想为轴心，加强对学生乃至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教育，密切结合社会生产劳动的实际需要，为国家培养一代有实际做事能力的人才。同时也想让人们知道，曾经有那么多的人，为我们今天的生活而默默努力过。
反响：从关学源脉看今天的创新与发展
“关学大家”系列报道结束时，省政协委员、作家张万准先生致书本报，谈了自己对关学等的看法。“今年《三秦都市报》开办‘关学大家’系列报道，我每期都看，并且加以剪贴收藏，感觉非常好，这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有力举措，我想借机谈谈自己的看法”，张万准先生说。
张万准非常敬服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认为张载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且进行了发展。现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认为：“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永恒的价值”；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年7月27日载文也说：“孔子提倡以天、地、君、亲、师来规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以仁、义、礼、智、信来规范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是有助于恢复社会稳定，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治国理念。“认为”孔子属于历史也属于现代，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些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认识评价，是中肯的，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符合关学的基本精神的。
历史的发展总是治乱交替着前进的。从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我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家文化也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从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凡社会动乱时期，儒家思想就受到排斥贬抑；凡由乱到治，社会处于和平期，儒家思想就得到尊奉弘扬。就是在这样长期的治乱交替中，显示出了孔子儒家学说的巨大历史作用，既保证了我国社会长期的统一，稳定发展，也培育了我国人民追求仁爱和平，勤劳勇敢，忠国敬业，诚实守信，讲究礼义廉耻的民族精神，而且也为我们当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积累了丰厚的文化思想资源。
张万准称：“要从实际出发，以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精神文明。”
他认为，精神文明虽然包括了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的众多方面，但它的主轴或主导思想，则应是一种科学的思想学说，也即“主义”。而这个主义，毋庸置疑，则应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由它的创始人进行了毕生研究与科学论证了的思想学说，是经过近百年来无数次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其指导思想，正是建设现代中华文明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指导思想，也是弘扬“国学”与民族精神创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正确的，但它同任何思想学说一样，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指导国学研究和儒学创新时，既不作全盘否定，也不要全盘肯定，而是从当今实际出发，寻找解决现实问题途径，提出促进和平崛起的“金点子”。因此，对国学书籍首先要读懂、弄通。其次，要把“死书”读活，对国学书籍要分析思考，不要墨守旧章，重在寻求顺应实际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上下功夫。
张万准称，要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潮中，实现国学的创新与发展。他说，“五四”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批判、毁弃的多，深入研究、保护、利用不足。这是当今社会道德意识衰微混乱的原因之一，因此，应当做一些补救工作。补课的办法，一是爷爷温习，即对解放前出生的人，即爷爷辈的人，他们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和传统文化基础，所以要温习，要在温故中知新。二是爸爸补习。即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的中年人，你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承担着承上启下的责任，但又没有系统读过国学，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补上这一课，三是孙子学习。即从现在开始，在小学进行适当的礼仪教育，从初中开始，直至大学毕业，有计划的开设国学课程，进行较系统切实的国学教育。
最后张万准建议：“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把以法治国与德治相结合，坚持两手抓。”
自从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人们更加重视环境治理，这是非常好的。但是社会环境的治理，似乎还存在着重法治，轻道德的现象。要知道，只靠法治，只能解决已经发生的犯罪问题，却不能杜绝犯罪。所以法治虽然重要，但终究是治“标”之法；文明建设，虽然间接，但能从源头上杜绝犯罪。因此和谐社会这种双赢局面的建立，一定要从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方面抓，不能片面化。甚至要把以德治国作为基本功，下大功夫抓好。抓以德治国，要从国学教育入手，要从伦理道德教育做起。现在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进行“以德治国”的好形式，它抓住了现实伦理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为我们深入开展国学教育、伦理道德教育树立好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