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

　　十年文化领袖七十二变

　　中国文化生态十年备忘录Ⅰ

　　吴思对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解读方式与深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他对“潜规则”、“血酬定律”的独创性发现与命名，为我们解读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提供了新的资源。

　　借助央视的平台，易中天、阎崇年等人品读历史的著作风行全国，将全民读史热几乎烧到一个沸点。在人人读史的今天，有一个人却显得较为沉默，他就是吴思。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吴思凭借他对中国历史演变规则独到的观察和总结，给长期被“主流史观”影响的国人打开一扇读史论世察今的窗口，他创造一系列精辟的名词，如“潜规则”、“元规则”、“合法伤害权”、“血酬”等等，为我们解读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源和工具。

　　在这些年“读史热”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和警惕，尽管历史和现实密不可分，但历史毕竟是业已发生过的事情，可以去寻回它的脉络，但不能庸俗地、简单地比附今天的一切。如果在没有充分尊重史料的基础上，民间历史研究者拿历史事件比附今天，和为了宣扬某种预设的价值观、历史观而有组织地打扮、粉饰历史，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吴思对历史和现实的洞察，在这种较为浮躁的流行情绪下，他容易被误读，把他对历史的观察和理解，简单地理解为以史附今，而将“潜规则”、“血酬”、“合法伤害权”作为居官处世的指南，更是流于庸俗和功利。

　　尽管吴思对历史的研究须臾不离脚下的土地和当下的世态，但他首先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严格地遵循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以史实和证据说话，而非以奇思妙想取悦于受众。吴思的这种研究方法，并非凭空而来的，和他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系，也和始于19世纪、20世纪之初的“新史学”有某种赓续关系。

　　在中国引进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后，史学研究方法为之大变，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显得过于单一和死板，泰西的研究方法和我国固有的方法必然会逐渐结合，诞生一种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清华研究院几大导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在新史学开拓上有筚路蓝缕之功。特别是梁任公，他首倡“史界革命”(《饮冰室合集·新史学》)，他“最注重的还是如何寻求历史现象中的因果与互缘关系”(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任公自撰《李鸿章传》为后学之范式。许冠三先生将梁任公的历史研究特点总结为:“存真史、现活态、为生人”(《新史学九十年》)，乃切中肯綮之言。张荫麟、钱穆、吴晗这些本土成就的和蒋廷黻等海外归来的学者，承任公这一余绪发扬光大。

　　1949年后，一种同样诞生于泰西的史学方法一统天下，这种方法当然有其重要的价值，但将学术方法过于意识形态化，就会出现食洋不化、削足适履的症候，观点先行，史料为了证明某种政治价值观而有意被取舍，在史籍中律动的人物及历史细节多有遮蔽，只剩下一种概念的推演和一次次农民起义的轮回。这样的历史枯燥而无味，一方面普罗大众对其隔膜重重，另一方面，专家们躲在院墙内自说自话，以政治为风向标，不时找出来一些陈芝麻烂谷子装扮一番来应景。

　　这块土地的史学界和梁任公等人开拓的新史学疏离三十余年之后，黄仁宇来了，一部《万历十五年》影响至今，其“大历史观”也渐为人所知，当时许多国人觉得新鲜，但厘清新史学发展路径后，就明白黄氏所本之渊源。黄氏和其同龄人杨联陞、唐德刚、何炳棣等最后一批于政权更替前在大陆接受高等教育的史家，游学西方后，本来就凿壁借光的新史学方法，和他们在西方继续接受的学术训练一拍即合。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等作品的价值当然不容轻视，他在书中明确提出明朝读圣贤书而科甲出身的文官，有着双重性格，他们阳为道德，阴为利益；虽称公仆，实系主人(《万历十五年》)，吴思的“潜规则”之说略略可看出这种见解的影响。但黄仁宇等人的作品，是主要写给西方人看的，读起来难免有些隔膜，而吴思一直就浸染于此域之鲜活生活中，凭借他对现实中国的熟悉，一出手就不凡。可以说，梁任公先生“存真史、现活态、为生人”的读史论世之法，割断数十年后在中华的本土上被续接并发展，吴思有着谁也不可替代的贡献。吴思自己也承认:“我的野心是理解推动历史运作的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寻找一种描述历史的概念体系及其运行逻辑。”(《吴思:被打扮的历史没有好下场》载《新周刊》2006年21期)

　　吴思为什么能把这一传统在本土上续接并有所发展？吴思这代人人生经历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吴思和王小波、易中天这些长在红旗下的大陆知识分子大多有过插队经历，青年时期被高歌猛进的伪理想主义风潮裹到最基层，一方面，宏大、崇高的词汇把社会装扮成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新时代；另一方面，现实中的人与事，无不或明或暗呈现出历史上固有的规律。人生的巨大变迁，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异，使他们对被“极左”泡沫掩盖的中国底层社会真实的情况，有了清新的体认。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被耽误太久，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前几批大学生，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

　　我以为还需要指出的是，吴思、王小波、易中天基本上是大学毕业后自我成长的知识分子，好处是没有受盘踞学校几十年的观念、秩序、文化的污染和侵蚀——易中天虽在高校，但他本行是美学而非历史。他们继续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应，所以知人论世，反而比呆在学院里的专家更真切，也更能获得大众的认同。吴思叙述他做新闻记者时，报道过中原某地官员把平价化肥批给关系户后，上面要求处理，但最后并没有根本的改观，他意识到，“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吴思《隐蔽的秩序》)史学是叙旧，新闻是察今，但叙旧和察今关系太密切了。

　　对本土资源的承继赓续，对现实生活的深入剖析，以及不受“主流史观”的束缚，吴思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这些成就不是一味地剑走偏锋更不是取巧迎合能得到的，吴思的价值也绝不是引导历史爱好者去简单地比附现实，如吴思自己所说:“仅仅知道今天太单薄了。可能自己的处境在历史这个模型中就多次发生过，通过了解历史，了解自己在这个历史模型中的地位，就同时明白自己的一个定位，知道未来将要怎么办。所以这也是他一个安身立命的基础。西方人很容易在信仰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中国人则很容易在历史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我们就会有一种踏实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归宿。”(《吴思:被打扮的历史没有好下场》)这样的研究方向有着浓厚的人道色彩，专著于这样的研究目标，我们有理由对吴思有更多的期待。

　　十年砍柴(专栏作家)

　　图:

　　图片由吴思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