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十年文化领袖七十二变

　　中国文化生态十年备忘录Ⅰ

　　从《日光流年》到《坚硬如水》再到《丁庄梦》，阎连科的文学步伐坚实而厚重，他的作品对现实饱含深情，彰显出当代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的可贵光芒。

　　秋天在北京见到阎连科时，他的样子颇让我惊讶:头发花白了，因为颈椎有病脖子上套了个圈子。刹那间，我几乎觉得他背了个十字架似的东西。我还是一年前在北京的冬天见过他，我们在一个结冰的湖畔找了家餐馆，几个朋友喝着茶等待踏单车过来的莫言。我们自然说到了那部还在出版过程中的《丁庄梦》，我还建议他改名为《爱之》，记得连科兴奋地给出版社打电话。在此后的一年中，我除了读他的小说外，更多地听到的是关于他的种种似有似无的传闻和议论。我曾经想给他电话或者邮件，说些什么话，但以我对连科的了解，又觉得说创作之外的闲话似乎多余。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常常感到一种历史的重压，现在又在连科的文本之外重温了我并不喜欢的那种感觉。秋天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莫言研讨会上，我和莫言、连科三人坐在一排，后来看到有朋友为我们拍的照片，三人都是严肃的“思想者”的样子，便自作多情地想到了鲁迅《呐喊》序言中的一些文字。

　　几年前，我在威海听连科演讲时，对他的身体语言有特别的感觉，他在讲话时气急手抖。我当时的感觉是，无疑，这是一个在用灵魂说话和写作的人，读他小说的感觉和听他演讲(不如说是在“说话”)的感受交织在一起了。我知道，这不是临场的紧张和恐惧，那是内心冲突的一种反映。阎连科这些年总是处于紧张的内心冲突之中，而这一冲突的形成将为后来者的历史叙述带来思索的空间。我想，关于阎连科的有关话题已经不属于阎连科一个人。——这也是十年来阎连科之于我们的另外一番意义。有意思的是，阎连科并不是一个喜欢制造话题的作家，而这些年关于他总是话题不断，纷扰常有，是现实语境和阎连科，而不是阎连科和现实语境构成了一种欲说还休的复杂关系。

　　最近几次开会，不时听到有朋友强调“现实主义”如何重要，我很纳闷“现实主义”为何一下子又成为一个问题？仍然还在写作的人如果称为作家的话，几乎早有“主义”了，需要关心的是他们如何“现实”——九十年代以来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一条分野线。阎连科在《受活》的“代后记”曾经颇受争议甚至非议，一个作家离开文艺理论教科书和某些训诫说话，即使在今天的语境中仍然没有太大的空间。我私下有时想，在我们(用“我们”这个词我很犹豫)的文学界和知识界，“正确”的话太多了“错误”的话太少了。阎连科的写作可能就是常“犯错误”的那种。阎连科是个河南人，但一点不像短信中的“河南人”，脾气倒是像鲁迅那样的浙东人，文章像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中说的“满口柴胡”气。阎连科挥动自己的“耙耧”说，“现实主义，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与它的灵魂——‘真实’，也无多大关系，它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真实不存在于生活，只存在于写作者的内心。现实主义，不会来源于生活，只会来源于一些人的内心。”既然这个家伙已经明白“如果我们不能为摆脱墓地而活着，只能为摆脱墓地而写作，那就让我的写作，成为墓地的葬品了”，那么，他除了尊重自己的内心之外，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

　　其实，一个有信仰的人，如果他不想妥协，他总是处于紧张的内心冲突之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冲突，就不可能有某种秩序的改变。时代的肖像自然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塑造的，但是，它总与无数个处于紧张的内心冲突中的人相关，紧张的内心冲突构成一种旋律从而发出赤子之声，时代的肖像因此有了真实的解说。在我看来，阎连科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家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是有信仰的写作者。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只说敬畏文字是不够的，因为多年来我们过分降低了对写作者境界的期待，敬畏文字这样的基本品格都成为问题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写作的迷失是信仰的迷失，失去了信仰的文字，无一例外都是“写作垃圾”。我并不认为阎连科的写作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这些年的文字都充分呈现了他的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观。大家都注意到，阎连科对小说写作新的可能性的探索(这种强烈的探索冲动同样也在压迫他的内心世界，他内心的冲突与此相关)；《坚硬如水》、《受活》，其实不仅在尝试新的叙事方式，而且也在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观。我在早几年就提出，现在在探讨创作方法时，似乎在回避“世界观”这样的措辞。中国当代作家大凡有成就者如莫言、韩少功、贾平凹、李锐、张炜等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他们内心世界最大的变化。世界观已经变化了中国当代作家，将把当代汉语写作带到另外一番新境界。正是信仰的坚守和世界观的建立，使阎连科他们和一些写作者、知识者区别开来。我有时觉得，如果没有信仰，阎连科的内心世界早已崩溃；当然也可以说他曾经为信仰而崩溃并在崩溃之后死而复生。

　　迄今为止，无论是写军人还是写农民，阎连科的写作不外是“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的叙事。阎连科在有了《年月日》、《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后，他已经是这个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阎连科的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的语言、结构书写了独特的“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而“乡土中国”和“革命中国”又时常是重叠在一起而成为“本土中国”。在阎连科的“本土中国”中，“革命”和“政治”成为两个“关键词”。读《坚硬如水》、《受活》，不能不引起我们对“革命”、“政治”和“日常生活”的重新思考。我们以前过多地把精力集中在对政党斗争意义上的政治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方面，而忽视政治是如何建立一种生活理想、组织一个生活世界的。《坚硬如水》、《受活》等在被忽视的层面上展开了作家的想象，叙述了“本土中国”的复杂景观。

　　因此，当连科超越现实时他又身陷现实之中。日光流年，信仰坚硬，文字如水。——连科“受活”吧。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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