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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时代精神的吁求方式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1日09:44 南方都市报

  十年文化大事记

  七十二变

  中国文化生态十年备忘录Ⅱ

  2003

  巴金百年诞辰

  2003年,作家巴金在病榻上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诞,一场以纪念百年巴金为名的文化盛典也在中国铺天盖地进行着。但冷静的的评论家认为,传媒热点中的巴金,已“不是巴金的巴金”,而是“别人的巴金”,他已经是在为别人而活着。

  2003,平淡而苍白

  2003年,若非适逢巴金百年诞辰,中国文化界本来平淡得让人无话可说。

  这一年,难得见到真正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文化事件。有媒体评点“2003年中国十大文化新闻”,其中包括博客走红、明孝陵和古琴申遗成功、“电影分级”大讨论、纪录片遍地开花、

四合院保卫战、《阴道独白》首演以及作家连续退出作协等等。不难看出,在这一年里文化领域实在寡淡无味,以至有文化批评家以“无人喝彩”形容之。

  将镜头拉得更远一些。2003年还有一次“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偶像”大评选。在这一场十几万人参与的评选中,鲁迅、钱钟书、巴金等人入选,但畅销小说作家金庸却也高居第二位,名字还在巴金之前。十人名单中,还有两个席位被张国荣、王菲等娱乐明星占据。这或者意味着,偶像的标准正在或者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有着平民化的色彩。

  再看2003年的文学创作,重量级作品的匮乏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一年里,人们谈得最多的是杨绛女士的《我们仨》。忆旧,或者是对当下的不满。将此书与本年度出版的《拯救乳房》、《有了快感你就喊》等文学作品相比,相信更多读者愿意在怀旧的温情中逗留,而不会选择与浮躁为伍。有一本杂志就以“无书可读”表达了一种悲愤情绪。而这四个字,同样可以成为本年度文学创作的苍白基调。

  上述种种文化事件与现象,共同构成了巴金百年诞辰的时代背景。事实上,也就是在如此平淡、苍白的年头,一位五四文学老人的生日,才会显得如此重要。这时候的巴金,更多具有一种时代精神的符号意义。

  文化盛典,以巴金的名义

  2003年11月25日,巴金百年诞辰。这一天,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病床上多年的巴金,也许不清楚外界的情况;同样的,外界也无法得知老人此刻在思考什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巴金的家人说”、“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之类的代言。但这一切,并不影响人们以各种形式向这位世纪老人祝寿。从病房门口摆满鲜花、落地门玻璃100个“寿”字开始,庆贺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举行。

  在巴金常年居住的上海,“传世之《家》——巴金艺术周”成为当时正在进行的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头戏,四种剧种版本的《家》同时出现在舞台上。“巴金在上海”图片展、“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巴金文学周”研讨活动,也陆续在上海举行。

  在成都,庆祝活动在11月21日就拉开了序幕。活动包括:第七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巴金文学院新馆落成典礼、《世纪真情》巴金展览;川剧、电视晚会、电影展映等祝贺演出活动也相继推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一尊高约2.5米的巴金青铜像,安放在了巴金文学院。

  在北京,巴金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来自国内外50多位艺术家,以各种形式表现了巴金本人及其作品人物、场景等艺术形象。与此同时,“阅读巴金祝福百年”主题读书活动,在北京二十几家新华书店同时启动。近百种巴金图书在活动期间集中展销,还举行了作者签售、座谈等活动。

  此外,不少出版社纷纷推出巴金作品集、画册,以及相关论著、传记作品,其中包括《百年巴金》、《巴金全传》、《走进巴金的世界》,以及巴金亲人自费出版的《老巴金》画册,等等。《收获》杂志也以扩版形式祝贺巴金百年诞辰。而巴金的未竟稿(《怀念振铎》),也由他的家人公开发表在《文汇报》上。为庆贺巴金百岁诞辰特制的“世纪巴金”个性化邮票,也在巴金生日那天公开发行了。

  这还只是“百年巴金”庆贺活动的一个剪影。而整个活动的高潮,是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并于11月25日举行了颁证仪式。虽然在这一年里,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纷纷加在这位文学老人头上——比如“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偶像”、“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年度“文学先生”,但这些头衔都抵不过“人民作家”的含金量,有媒体更是以“至高荣誉”形容这一称号。

  发生在2003年的这一场文化盛典,可谓极尽一位中国作家生前荣耀。惟一遗憾的是,处于话题中心的主角,只是默默地安躺于病床上。谁也不知道,倘若他得知这一切,心里会作何感想。

  媒体狂欢,以及反思种种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相关报道铺天盖地,占去了不少媒体资源。这也难怪,无论哪一家媒体,都不会也不敢错过这一场“文化盛宴”。

  在11月25日前后,许多报刊杂志以各种形式推出整版、多版的策划报道、评论;各地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专题记录也是此起彼伏;网络媒体更借助其信息整合优势以专题形式抢夺眼球,由此形成声势浩大的媒体狂欢景象。

  在这场媒体狂欢中,许多作家、专家也相继出镜,或撰文祝贺,或应约评点。特别是平素对巴金有所了解或研究的学者,更是马不停蹄,疲于奔命,甚至在同一天,可以在不同报纸上见到同一名学者的大作。与巴金有所过从的,鸡毛蒜皮小事亦成文学史话,弥足珍贵;而没能赶上趟的,千方百计也想沾点光。在那一年,“美男作家”葛红兵将其新作《沙床》上市日期定在巴金百岁生日那天,声称是为了向巴金献礼。而同样是这位作家,在几年前一篇文章中批评过巴金。作家不无“前倨后恭”嫌疑的举动,当时便引起一片哗然。

  这种文化怪状,此前就有人批评:“巴金的寿辰成了‘大家都来吃巴金’的年度大宴和公共狂欢,它提供了在巴金名义下进行话语权交易与分配的契机。”《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2003年卷)则在关键词“巴金”中提到:“这一年的冬天巴金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大寿,各路豪杰在巴金的病床前上演了蔚为壮观的祝寿秀,而一排排花篮背后各方的利益角逐却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在热热闹闹皆大欢喜地完成了对巴金的瓜分之后,巴金的文学和精神遗产却依旧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无人问津。”

  当然,在媒体狂欢中,依然不乏冷静的反思者。

  2003年11月25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新京报》上发表《我们该如何纪念巴金诞辰》,盘点巴金的三大遗产:一是对自由的高度渴望;二是对暴力的痛恨;三是忏悔和反省。在文中,朱大可郑重呼吁:“巴金百年诞辰纪念,与其说是为一个在病榻上痛不欲生的老人做寿,不如说是一次岁月的沉痛回溯,它请求我们返回到过去,对历史重新进行审视,并借此重新审视和设定我们的未来。”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端木的文章《最后的遗产》。文章指出:“《随想录》的精髓,说到底,确实就是三个字:‘说真话’——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历史。这是容易做到的吗?太难了!……巴金一定也感受到这种历史造成的悖谬的痛苦……然而巴金对历史讲真话的勇气,超越了个人的痛苦。这种绝不宽恕自己的道德情操,是老人留给世人最后的遗产。”

  2003年11月27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除了一篇《巴金的“巴金”和别人眼里的“巴金”》的时政新闻报道之外,在文化版上则以同样整版的篇幅,提请人们关注在巴金生日前一周逝世的文学家施蛰存。这样的版面安排,不无反映了报纸一种难能可贵的态度。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报道更多侧重于反思“百年巴金”热,以及进一步厘清巴金的思想和精神遗产。

  在报道中,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一语道破玄机:“现在传媒热点中的巴金,多半不是巴金的巴金,是别人的巴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已经是在为别人活着。”他指出:“对巴金最好的生日祝贺,就是拨开埋没《随想录》思想起点的鲜花掌声与阿谀之词,从《随想录》再出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还提到:“在巴金自己百岁的时候,现代文学馆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个人的一个夙愿已经实现,但他还有另外一个未了的愿望,就是文革博物馆。”

  这些文章与报道,成为“百年巴金”文化盛典中难得的理性之声。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杂音”,“百年巴金”才不至于完全蜕变为一场娱乐盛事,而且得以进一步展现其本质意义——呼吁五四时代精神的回归、反思“文革”时期的惨痛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清醒者在审视巴金思想与精神遗产的同时,也为2003年中国文化界挽回了些许尊严。

  前奏与后续

  还有两件事情并非发生在2003年,却不可不提。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2002年岁末。当时在北京旧书摊上发现部分盖有“巴金藏书”、“巴金赠书”、“北京图书馆藏书”等印章的图书。事后证明,这批图书自国家图书馆流出,国图对此也予以承认。据报道,巴金曾先后数次向国图捐赠多达数千册的书刊及手稿,《随想录》第五卷的手稿也在国图。但其中一部分书刊究竟因何流到外间,几年来却成“难解”之谜。巴金穷其一生四处搜罗的图书,未待身后便遭流散命运,但愿这不会成为巴金有形“精神财富”遭遇不堪的前奏。

  另一件事发生在2005年10月巴金逝世次日。那一天,巴金故乡一家报纸当即发行多达100个版的《巴金纪念特刊》。这家报纸称,他们用7个小时做完100个高质量的纪念版,甚至在整个中国报业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而事实上,这家报纸却是通过改写,换标题等方式,将“百年巴金”期间媒体发表的一些文章转换成为悼文。比如,将“庆祝活动”改作“悼念活动”,“对巴金先生最大的祝福与安慰”改写成“对巴金先生的在天之灵最大的祝福与安慰”。如此,原本是为庆祝巴金百年诞辰的“鲜花”,摇身却变成敬挽的“花圈”。(详见2005年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拙作《能以如此方式纪念巴金吗》,署名孤云)这种换着法子继续“吃巴金”的恶劣做法,显然是在肆意践踏巴金的思想与精神遗产。

  李欧梵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晚年施蛰存曾经说过:“我是在等死,我是廿世纪的人,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2003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从这个角度来看,巴金也属于过去一个世纪的人,但他的思想并未随之过时;在新的世纪面前,巴金的精神遗产依然有着重大现实意义。2003年岁末,公众向这位文学老人表达真诚的敬意,实际上也是对一种时代精神的高声吁求。

  文/魏英杰图/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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