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耐人寻味的文化宣言

　　十年文化大事记

　　七十二变

　　中国文化生态十年备忘录Ⅱ

　　2004

　　甲申文化宣言

　　2004年，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最后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该宣言被视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兴起的标志。

　　文化保守主义行动风起云涌

　　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构成最为显要的文化命题。

　　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陈明、梁治平、盛洪、康晓光等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贵阳阳明精舍。“会讲”是古代儒家诸书院、精舍之间举行的学术论辩会，由各书院或精舍师生共同参加。这一活动随着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秩序的重新建立而销声匿迹。蒋庆对这一学术活动的重建无疑建立在其继承儒家正统、身担儒林领袖的基本判断之上。而重建中国儒教价值体系及社会结构，则一直是包括蒋庆在内的与会者的学术方向。

　　12月18日至19日，《原道》杂志在北京召开创刊10周年纪念会，会议以“儒学:共同的传统”为主题。作为一本民间学术杂志，《原道》始终坚持以儒家教统为学术核心，并以此作为稽查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出发点。学者康晓光、陈来等人参加了大会，正式将儒家教统归入“文化保守主义”的范畴。

　　与这两项民间活动相对的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官方活动中的出现，显得更为声势浩大。

　　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该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论坛最后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其’文化主张”。《宣言》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文明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宣言》同时表示，“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该活动的主办方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系文化部主管的全国性联合性社会团体，而五位发起者中，大部分具有一定的官方身份，因此这一《宣言》的通过与发表引起了外界的猜测与争论。

　　9月28日，时值孔子诞辰2555年。1970年代，曲阜恢复孔子祭祀活动以来，该活动一直由民间力量组织承办。而这一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核心内容的“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出现所谓“公祭孔子”。在公祭活动中，曲阜市市长诵读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进行拜祭。此举一经报道，即引起舆论不安。与此同时，公祭活动中出现的种种不合祭礼、有违儒家传统的行为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尖锐批评。

　　11月21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教育部部长周济、中国驻韩国大使李滨等出席挂牌仪式。“孔子学院”因其名称，一度被误认为是一所传统文化机构，但其负载的核心任务则是汉语教学与推广，它在拓展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中的作用曾经受到一定的质疑。

　　几次冲突

　　在任何文化思想运动中，争议都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现象。在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与行动中，情况亦是如此。

　　自2000年以来，发端于台湾的新读经运动就不断向大陆渗透。2004年5月，由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北京首发，正式掀起了这场关于读经运动的大辩论。《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是一本专供儿童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的书。它节选了四书五经等古代典籍的部分内容，以《孝经》为儒经之首，涉及到经、理、心等儒学各期的各种经典，共约15万字。在该书中，蒋庆系统地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希望以从小读经的方法，解决目前中国的最大问题“道德崩溃”。袁伟时在《中国人的标准是什么》一文中，迅速对其选文眼光表示了质疑。

　　7月8日，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文，称“读经就是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蒋庆的努力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对读经与文化蒙昧主义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随后，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博客中国、天涯社区、世纪沙龙以及各大新闻网站的文化频道相继开出专题或讨论读经话题。关于读经的争论迅速升温，论争规模也日渐扩大。

　　事后，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发表文章表示，读经之论不过是中国现代史上若干类似事件的旧调重弹，与社会的失范和道德观念的多元有关，与转型期人们的精神状态迷惘和焦虑有关。李泽厚以“吃饭哲学”对这一现象解释称，因为十数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强大了，于是渐渐使一些知识分子对本土资源有了信心。

　　9月5日，《甲申文化宣言》的亮相同样引起争议。在宣言发布三天后，《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哪里来？哪里去？》的文章，发问:“拯救传统与完成启蒙，这个国家现在更需要哪个，或者需要齐头并进？”21日，袁伟时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中国文化:应世界潮流方可得生天》一文，从“在文化领域，政府有权做什么？”、“在全球化大潮中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吹嘘‘东方品格’救世是否合适？”三方面对宣言提出批评，并进一步追问“谁是国家、民族的代表”。李泽厚则表示，该宣言的理论本质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我不赞同以此来否认或忽视人类仍有共同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原则，并称该宣言在“以最时髦的西方理论来捍卫最保守的传统事物”上可与蒋庆呼应。

　　作为《甲申文化宣言》发起人，杨振宁迅速以一场名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演讲拉近了自己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将自己扯入一场口舌之争。在演讲中，杨振宁试图以追索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途径，一定程度地解答所谓“李约瑟问题”。但他同时又一定程度地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将科学技术的发展简单归于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影响。朱学勤在《2004传统文化思潮起波澜》一文中对他在签署《甲申文化宣言》前后言行不一的状况评价称，杨氏“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有的普世主义。”

　　三种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的文化保守主义热潮中，民间学者与官方声音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蒋庆在接受采访时公开批评《甲申文化宣言》”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既没有凸现中国文化的理想，也没有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仅仅是”使用西方的一些文化符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民间学者对儒家教统的鼓吹相比，文化保守主义热潮中的官方活动则更具有一些实用的意义，而观察2004年之后政府部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则可以更加明晰地觉察这一情况。

　　在这种实用意义的引导之下，2004年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大致存在三种不寻常的倾向:

　　首先是以古喻今的倾向。这一年，一批被认为原本不可能介入文化保守主义运动的青年学者对相关活动投注了大量精力。刘海波、秋风、范亚峰等人在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下，将包括儒家传统经典在内的古代经典视同古典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并明确支持儿童读经运动。萧瀚更是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但这一批学者本身对传统文化、古代经典的疏离关系使其表态显得别有风致，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主张也更多地显示对当下中国社会形态的重塑冲动，而缺乏对传统细节的勾勒。

　　其次是西学为用的倾向。这一种倾向在《甲申文化宣言》中表露无遗。该宣言的前提是，承认西方文明体系中延伸的”文化多样性“的合法性。将突破”现代性“以后，西方知识界通过对自身的反思，发掘出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移用到当代中国。这一移动的问题可能在于，中国是否已经跨过”现代性“的门槛。倘若承认，中国在社会文化的多个层面依然留存于”前现代“，那么这种跨越式的理论发展只是一个笑话。如此一来，《甲申文化宣言》事实上以”现代性“的价值标准为标准，所谋求的仅仅是在物质文化上的现代性与精神层面的前现代性的共存。这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延续。

　　最后是民族主义倾向。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2004年的文化保守主义热潮，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中国国力上升的直接后果。这一判断的另一面则是，尽管”文化保守主义“成为一时的热门词汇，但在这样的”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并不存在积极的文化创建欲望。他们只不过受经济基础的驱动，试图做一些上层建筑的修复。

　　事实上，”文艺复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回归，而仅是以传统文化为躯壳，而进行新文化的创建。通常来说，这种创建的前提有明确的创建冲动、对传统充分认识，以及由社会新兴力量发起。

　　反顾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不难看出，这一轮运动仅仅意味着单纯的回复传统，而几乎没有探索与创建的冲动(这上恰是传统中国的通常形态)。同时，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辉格历史“，即以今日之立场简单归纳传统文化的倾向较为明显。最后，这一场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核心是旧式学者与政府官员，他们不具有足够的文化创新能力。仔细揣摩历次活动部分核心人员的态度与表达，不难发现这些活动的真实意图。因此，这仅仅是一场”为保守而保守“的运动，而不可能带有创新的意义。

　　文/徐来图/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