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国学的“大跃进运动”

　　十年文化大事记

　　七十二变

　　中国文化生态十年备忘录Ⅱ

　　2005

　　国学热

　　2005年，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中国社科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儿童读经运动成为时尚。这一切标志着国学热在中国进进入高潮，而围绕国学热的争鸣也时刻都在进行着。

　　2004年与2005年仿佛一年的上下半年。2005年是国学年，2004年是文化复古年，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的强势抬头为2005年的国学热造足了舆论，而国学热正是文化保守主义在操作层面的体现。

　　纪宝成勇做国学马前卒

　　2005年的国学运动主要在四个领域推进，最大的文化事件当为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国学院成立半个月后，中国社科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蒋庆倡导的儿童读经运动逐渐成为时尚，官方按部就班地推行传统文

化工程。

　　毫无疑问，2005年最耀眼的“国学之星”当属人大校长纪宝成。5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扯起了“国学院”的大旗，邀请红学家冯其庸担任国学院首任院长，画家范增成为首位获聘教授。而在学院成立前后，纪宝成亲自出马，先后在《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光明日报》接受采访和发表文章，为新生的国学院制造声势，也将自己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引来多方质疑。

　　事实上，2001年9月，即纪宝成到任的第二年，人民大学就竖立起一座巨大的孔子像，领了国内高校潮流；2002年11月，人民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此举在中国大学也开先例；同时，该校还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倡议修清史，这个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

　　国学院成立仅半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在京成立，与人大国学院遥相呼应。中心主任由宗教所儒教研究室主任卢国龙研究员担任，而事实上的核心人物为中心秘书长陈明博士，这位《原道》杂志主编、“儒学联合论坛”的创办者，是近年崛起的儒学新贵，为儒学的光复奔走呼号。陈明所看中的并不是“儒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圣像崇拜或者宗教仪式，而是它的教化功能，是使儒学重新成为中华文明的价值基础与根本精神。

　　2005年，以“儒教教主”自任的蒋庆有理由为自己喝彩，他发展的“小教徒”有星火燎原之势。这位在贵阳“阳明洞”附近的云盘山购得几亩荒地建“阳明精舍”推广读经的异人，2004年编撰了一套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19部儒家经典，由高教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自1912年学校教育废除“小学读经科”后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出版少儿读经教材。2004与2005年，不少私塾应运而生，将读经运动付诸实践。

　　官方对传统文化的纪念更加热烈。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6年纪念日，声势浩大的“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同步举行，央视对世界各地的祭孔活动同步播出。身着古装的官员手捧“圣旨”，向“臣民”宣读，现场效果之震撼，让所有民间活动相形见绌。

　　袁伟时PK纪宝成遭“围殴”

　　五六月间，纪宝成连续发表文章，为国学运动造声势，并推销复兴国学的观点。纪宝成表示，“狭义的国学，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将复兴国学的意义提升到根本价值等意识形态层面，与儒教研究中心暗通款曲。

　　纪宝成的高调言论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警惕，纷纷撰文进行批评。6月9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在《新京报》发表长文《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这篇被大量转载的文章发出了此次国学争论中最具分量的声音，也招来纪宝成阵营大规模围攻。袁伟时对纪宝成“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国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重振国学”等观点进行了猛烈批判，并对纪宝成提出忠告，“在现代化的国家中，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如何选取学科生长点、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都是学者应有的自由，也是教授、研究员应有的能力。行政干预，有害无益。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大权在握的学术官员应该以史为鉴。”

　　袁伟时长文见报不久，人大国学院教授袁济喜挺身而出为校长出头，在同一家报纸发表回应文章《批判国学是否需要“准入资格”》，批评袁伟时不懂国学，没资格进行国学讨论；人民大学教授彭永捷作风更加剽悍，撰文攻击对方“担心中国因此不能纳入某些国家和某些国际势力的轨道，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否则难以理解一个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充满这么歹毒的恶意，对于自己的同胞发展自己的文化这么放肆地诬蔑和捣乱”；人大博士王达三更是煽动对二学者施行“家法”:“薛、袁二氏，没心没脑，误国误民，乃国之大奸，国人鸣鼓而攻之，斯其可也！”至此，国学争论从报刊转向网络，攻击目标从学术转向人身，“儒学大师”们不顾斯文，赤膊上阵，“围殴”袁伟时，让一场正常的学术争论堕落成了江湖追杀。“人大群英”对袁伟时的“围殴”行径激怒了著名学者徐友渔，“我们可以说对方的观点不正确或没有根据，但不能说对方居心恶毒、政治反动；我们可以批驳对方的观点，但不可以侮辱对方的人格，这样出口伤人，只能让人觉得你理屈词穷、气急败坏。饱读诗书，倡言礼义的儒生不应如此待人。”

　　抛开恩怨看这场评论，其实仍然是一场“体用”之争。2004年学者余英时就称《甲申文化宣言》与清末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什么区别，就是中国的道德、政治体制要维持原来的，那是体，西方的科技要接受，那是用。《甲申文化宣言》的参与者、学者庞朴强烈支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对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观点表示反对。

　　纪宝成与袁伟时的核心分歧在于:在倡言国学时，其目的、宗旨、方向应不应该和一种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文化立场联系在一起，甚至让这种立场支配、主导一个政府的执政理念？

　　学者庞朴对体用之说有精辟见解，他认为“文化改革上的体与用问题，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用此理论可以解决一个难题，即新文化运动中的国学大师们为何反国学，他们反的是三纲五常、忠臣孝子的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典籍等传统文化。)照此说来，袁伟时与徐友渔等学者批判的只是文化传统，反而支持发展传统文化，恰恰纪宝成、陈明与蒋庆们挂着复兴国学的羊头，卖着“儒家治国”的狗肉，做起了复兴儒家文化传统的“千秋家国梦”，遭到批判也是理所必然。

　　国学背后的国家文化战略

　　有学者指出，人大国学院的成立不仅是近年来中国各界重新重视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从中也可以看出执政者对传统文化的支持进一步加强。

清华大学教授钱逊称，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肯定和现在政府提倡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这样的背景就不会提出来，提出来也办不起来。事实上，不仅人大国学院，新世纪以来的历次传统文化热中，政府都有或明或暗地介入，高调支持甚至亲自操办。

　　政府为什么要提倡复兴国学，振兴传统文化？在笔者看来，第一原因就是执政转型的需要。目前官方提出的“

和谐社会”、“民本主义”、“和平崛起”，以及反对单边主义、反对国际强权霸权的主张，这些既是中国传统和儒学主要的主张，也是当前形势的必要，文化和政治在这里找到了结合点。

　　文/潘采夫图/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