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

　　文心雕龙□谢有顺

　　笔墨是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的。胸襟小，笔墨里的气象就小；旨趣俗，文字里的味道也俗。诗歌写作是这样，散文写作就更是如此了。

　　散文是心迹的真实流露

　　最近又有人在谈散文革命，朋友来问我的看法，我说，任何的文学革命，其实都是为了让文学能够更好地到达人心、发现灵魂。正如任何的社会革命，都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此外，革命不过是一种口号而已，毫无实质的意义。如果把文学革命限定在文体和修辞的层面，小说和诗歌或许还大有可为，惟独对于散文，却难以下手。我也知道有一些新锐的散文家，正在实践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他们希望由此获得对散文新的认识和重构。这样的努力值得期许。只是，如果把散文革命只等同于使散文的语言更加奇崛、意象更加晦涩、隐喻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复杂(事实上，有一些新锐的作者正是这么做的)，而在人心的探索、灵魂的叙事、意义的追问上却毫无进展的话，最终它只会沦为话语泡沫。散文是一种反对装饰、漠视修辞的文体，它最高的境界，往往是走向平实和淡定，它传递给读者的，永远不会是华丽的辞藻或迷途般的结构，而只会是那颗真实、淳朴的心。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成熟、健旺的人，他在思想、在行动，并通过一种朴素的话语来见证这个思想着、行动着的人，这便是散文写作之所以感人的真实原因。

　　确实，散文最好的篇章，无一不是质朴、清澈的。写散文的人，大抵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和自由心性，并没有哪个人，端着写作的架子而能把散文写好的。散文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文体，是最做不得假，最能照见写作者容貌和心思的。梁实秋在《论散文》里有一段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便把作者的整个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确实，一是自由，二是真实，这构成了散文的核心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提倡写散文时“不说别人的话”(《插论语丝的文体》)，因为在他看来，“小品文即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故亦容易谈出人生味道来。”(《又与陶亢德书》)——“人生味道”四字，其实说的正是散文的味道。散文往往是娓娓道来的，他是一个人心迹的真实流露。一个散文家，如果对人生没有觉悟，对世界没有观察和思索，他的文字里，就传达不出味道来，语言也必定是寡淡的。以前读汪曾祺的散文，读着读着就会停下来，因为心里总有一种惊讶：他那么朴白的语言里，原来藏着那么深的感情和想法！——我停下来，就是为了体会他文字里那种人生的味道。汪曾祺的散文，有一种高明，那就是在亲切中，不知不觉地让你分享了他的人生。没有一点压力，更不会强迫别人接受他的看法，可以随时拿起来读，也可以随时放下，这样的散文，就是有境界的了。

　　胸襟旨趣决定散文的精神

　　当代散文的困境，主要问题还是规范太多，不够自由，也不够诚恳。什么是自由？用胡适的话说，“‘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不朽》)这用来形容散文是很贴切的。今天的散文要的就是“解放”，就是“自己作主”。自己作主了，就自由了；自由了，才有为文的资格。只是，这话说起来容易，真落实到写作实践中，就难了。就像当代散文，数量庞大得惊人，可属于自己的话太少，附着在流行话语或者习惯性话语这一层面上的散文作家太多，架子拉得很大，真切的东西踪迹难寻。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还是散文背后的那个人不成熟、不超拔。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他这话是在给《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写导言时说的，意思是，以前的人，要么为君而存在，要么为道而存在，直到现在，才懂得什么叫为自我而存在了。可见，散文里是有一个自我的，这个自我，需要散文家去发现。只有这个“自我”、这个“个人”被发现了，写作才能说自己的话，才能谈自己的人生感受。我认为这是散文的根本问题——背后是不是站着一个人？是不是站着一个真实、自由、健旺、有赤子之心的人？散文的写作，背后如果没有人，或者背后的人不成熟，文辞再优美，都是俗的，失败的。

　　关于这一点，我喜欢举《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写的例子。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的诗写得好，对诗词她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是一个心气高、才气足的奇女子。以前读《红楼梦》，到这里，总是有点不明白，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初看起来，对仗很是工整啊，但林黛玉说“断不可学这样的诗”，至于为何不可学，她在书中没有作进一步解释。这个疑问，直到最近读了钱穆先生的《谈诗》一文，才算有了答案。钱穆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并不见有特殊的意境，与特殊的情趣。无意境，无情趣，也只是一俗人。尽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寥寥几句，令人豁然开朗。陆放翁这句诗的问题，就出在“背后没有人”。修辞是精到的，可假若一种文字里，看不到一个人的胸襟和旨趣，这样的文字，如何感染人？又如何不俗？

　　笔墨是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的。胸襟小，笔墨里的气象就小；旨趣俗，文字里的味道也俗。诗歌写作是这样，散文写作就更是如此了。所以梁实秋说，“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论散文》)。而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也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今天的散文，境界一直上不去，问题就出在人身上。人的胸襟窄小、旨趣庸俗，再加上虚假的伪装，散文的精神命脉就断了。因此，我从来提倡，散文家要把自己的姿态尽可能地放得低一些，不要被知识和史料吓傻了，更不能落入潮流之中，还是要说自己熟悉的话，自己喜欢说的话。张爱玲说，散文是读者的邻居。这话说得好。和邻居你能说些什么呢？无非是家长里短，或者关于生活和人生的杂乱想法，但无论说什么，一定都是亲切的，真实的。

　　◎谢有顺，文学批评家，著有《身体修辞》、《话语的德性》、《此时的事物》、《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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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