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别为追逐风潮而伤害母语

　　诗可以兴□宋琳

　　梁小斌的自我引咎作为一个写作伦理的最近样本，与“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现状，在价值冲突方面能否产生更大的社会关切？我不得而知，故我如是问。而作为一个写作人，我需要扪心自问的则是：我曾否因追逐风潮而伤害了母语？

　　诸如诗人的道德感这样的话题，在当今是明显不合时宜的。宗白华先生将魏晋风度概括为“人格唯美主义”，我一直很欣赏。而庄子所谓“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之说，与二十一世纪初某些精神生活的现状似乎相当契合，尽管在写作的内部，诗歌的神经足够强健，依然保持着对周围世界和汉语之古老诗性应有的敏锐。市场化逻辑和全民娱乐化倾向，正在不遗余力地消解着精神领域的创造，网络与传媒对并不足以构成真正有意义的诗歌事件的行为与言论推波助澜，在我看来，实际上是给诗歌的声誉帮倒忙。

　　北岛有一首题为《生活》的一字诗：“网”，不幸言中了一个已经到来的时代。网络这一自由言论的平台，本可为民间社会和公共领域赢得舆论空间，一些人却利用它制造大量的文字垃圾，我偶尔上网浏览，便被汹涌的谩骂声浪弄得兴味索然，感觉盛行于“文革”的大字报话语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所谓“恶搞”比起当年的“炮轰”在伤害的程度上毫不逊色，这一近年流行起来的词汇由于其通俗喜剧的色彩而受到起哄者的青睐，倘若曾经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警告的、极其有害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被当作自由，那么有起码道德自律的诗歌应该是对这种自由的逃避。

　　语言是诗人的母亲，是天下之公器。诗人天生对语言的纯洁性敏感。我在《天问诗歌公约》上签了名。我认为写作是个人化的，诗人对诗歌本身越专注，写作的个人化程度就越高。相反，任何诗歌之外的行动却以诗歌的名义进行，就难免有媚俗之嫌。因此，维护诗歌尊严的呼吁，首先是针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诗歌同行发出的。它是自律性质的同人约定，既不是宣言，也不指涉任何不在场的某某；它充其量是怀着对丧失汉语诗性魅力的写作现状的深忧，希望是诗歌，而不是关于诗歌的装饰或表演来影响写作的进程和公众趣味。

　　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一文中说：“在一种新传统的构成和个人天资的自我塑造之间，有着共同的敏感性。”“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诗，对我们这些后来者而言正在形成一种新传统，我们都用现代汉语写作这一事实即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然而一度遭到怀疑的更久远的传统极其价值，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我们个人天资的自我塑造，固然不缺乏对外来的现代性观念的敏感，而对我们所逆属的更大的传统，对汉字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却所知甚少。因此，现在岂不是重新认知传统并以传统为主要文化参照来重塑个人天资的时候了吗？

　　在反思八十年代现代思潮对当代诗歌的影响时，我发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反传统观念，竟如此深地根植于“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的意识中，对专制的反叛，人性复归的冒险，自由、青春和爱情的讴歌，并没有像先行者预期的那样导致新文体建设的自觉，除了凤毛麟角的例外，我觉得我们对当代新诗的整体贡献可能高估了。

　　我新近读到诗人梁小斌的短文：《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文中他对当代经典提出了质疑。梁小斌的自遣是如此严苛，不知能否叫那些自我吹嘘之辈汗颜？我认为他这首诗的重要价值恰在于以象征的方式见证了一个人性和良知泯灭的时代，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与当时地下文学普遍流行的阴郁的控诉基调有明显的区别。它在读者中引起的巨大的共鸣，正是作者的光荣。

　　文学拥有控诉的权力，但文学的更高功能却是启示。温柔、雅正、含蓄是中国诗学的神髓。杜甫讽刺过“轻薄为文哂未休”的写作，而意识形态化的冷酷文体和貌似与此对立的轻薄文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大量地存在，诗歌的声誉正因此日渐受损。梁小斌风趣地说：“我们的诗可能是温柔的，但立场的捍卫是凶悍的。”这种深刻的不一致说明了什么问题？立场的凶悍揭开了温柔的面纱，显露出当代诗歌的强劲肌腱，但与风骨无关。

　　我想，在所谓“去崇高化”的背后，那些泼辣的起哄者仍将是异常活跃的一群，叶芝不是早说了吗？——“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基督重临》)那么，诗人如何在糟蹋良知和对话规则的喧哗语境中自处？梁小斌的自我引咎作为一个写作伦理的最近样本，与“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现状，在价值冲突方面能否产生更大的社会关切？我不得而知故我如是问。而作为一个写作人，我需要扪心自问的则是：我曾否因追逐风潮而伤害了母语？

　　◎宋琳，诗人，现居北京。

　　图：

　　插图：左左右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