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桓大将军发脾气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23日06:14 南方都市报
读书偶得 李国文 连接大众与名家的桥梁 未经许可,本版文字不得转载 假设,东晋那时的孙盛,未能将桓温这位乱臣贼子书之以史,未能“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可以相信,天长日久,时间总是会回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常说“拭目以待”,其意即是,假恶丑,无论怎么涂抹伪装,终会暴露原形;真善美,无论怎么埋没撇弃,总有重现光彩的时候。等着吧,时间是真理的试金石,这一刻会来到的。 《世说新语·尤悔》:“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事并见《晋书》、《资治通鉴》,文字略不同:“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说出这句名言的桓温(312-373),是具有雄才大略,功勋卓著的东晋大将,同时也是一个位高权重,觊觎帝座的野心家。永和三年(347)他35岁,率军入蜀,灭成汉;十年,出兵关中,进攻前秦,军至长安灞上,百姓持牛酒迎接,“不图今日复见官军!”两年后再度北伐,收复洛阳,至此,声威大振,不可一世,专兵擅权,朝野侧目。太和四年(369)率精锐五万伐前燕,意欲立功河北,以收时誉,还受“九锡”,实现其受禅夺国的野心。北进至枋头(今河北淇县东南),因后路被截,粮运不继,终焚舟弃甲,大败而归。回朝后,独揽国柄,恣意妄为,废海西公,立简文帝,意图篡位,后因病死未果。在他主政期间,从皇帝到大臣,从名门到豪族,全国上下,慑其淫威,没有一个人敢正面忤逆他的。 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其实,不光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那些独夫民贼,专制暴君,杀人魔王,战争贩子,才不在乎呢!第一,孔子算老几?客气一点,尊一声孔夫子,不客气一点的,叫一声孔老二,根本不在话下。他们做坏事,是从无惧畏之心的,要是稍有一点忌惮之意,也就不致如此穷凶极恶了。第二,这些人绝不会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的,无一不讳莫如深其所做下的恶行,丑行,罪行,兽行。无一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一不努力地使其丧心病狂的史实,销赃灭迹,彻底湮没,这种坏事做尽,好话说尽,却绝不在历史上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孙盛秉笔直书《晋阳秋》 东晋时期,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孙盛(302-373),是一位“词直而理正”的历史学家。曾著《魏氏春秋》二十卷,《魏氏春秋异同》八卷,《晋阳秋》三十二卷。既有学问,更具史识,很受时人敬重。他的职务,为秘书监,领著作,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朝廷的写作班子了。记史是他的一项日常工作任务,每天上班,按各地区各部门的章奏表报,编撰帝王的起居注,国政的大事记。孙盛不过是如实地记录下桓大将军筑扬州城,劳民伤财,百姓怨愤,好大喜功,徒费国帑的一些阴暗面罢了。他知道,这样会触怒军方首脑桓温,但是,作为一个史官,职责所在,良心所在,非秉笔直书不可,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 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将军,已经到了可以逼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恭,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败象,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孙盛就以此期勉自己。但手里握有刀枪棍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又不能不想到将来,一旦失势,一旦没落,一旦狗屁着凉,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以后,那就无法制止后人的评说。所以,像桓温这样的大人物,不但要封住当代人的嘴,还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文字狱阴影逼出两版史书 孙盛所写,肯定有讨好的马屁精汇报上去。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立马下令,让把孙盛找来。孙盛拒绝了,好,老头子竟敢抗命,那就把他的儿子找来。孙盛的儿子官小名薄,不敢不去。一走进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那场面把他吓坏了,只听这位大司马当面威胁:“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推桌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口吐狂言:“倘不能留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还算给老先生留了一点面子,只是阻吓一番。至于你们怎么做,你们看着办!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他之所以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 尽管如此,孙盛先生的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您老人家不能做歌德派,不肯为桓大司马唱赞美诗,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的老家长: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嘛;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嘛!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所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前进中的缺点,成长中的烦恼,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形势总是大好和喜人的嘛!一白遮十丑,便全部OK了。因为,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曲线救国”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长了经验”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大将军面色转霁,多云转晴,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姜是老的辣,兔子老了不好拿,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 时间是真理的试金石 假设,东晋那时的孙盛,未能将桓温这位乱臣贼子书之以史,未能“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可以相信,天长日久,时间总是会回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常说“拭目以待”,其意即是,假恶丑,无论怎么涂抹伪装,终会暴露原形;真善美,无论怎么埋没撇弃,总有重现光彩的时候。等着吧,时间是真理的试金石,这一刻会来到的。 记得早些年前,在电视新闻里,曾经报道过一条海外消息,当时并未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相隔多载,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当年已经八十高龄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脚步显得迟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他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等到最后宣判的这一天。 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历史被那只想掩盖真相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的。同样,有良知的文学家,也不应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躲进象牙之塔,玩弄风花雪月;而是应该不懈追求真知,始终关注现实。因为今天的现实,即是明天的历史,所有那些传之于世而不朽的小说名著、戏剧经典、诗歌杰作,无不具有历史价值,道理就在这里。文学家,说到底,也是历史家。不过作家、戏剧家、诗人,是以文学的形式,形象的手段,艺术地再现历史和现实罢了。 所以,文学家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唐代的章怀太子注《后汉书》时,那句“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的箴言,是要谨记在心的。说真话,讲真理,写真实的品德,在这历史学家身上所体现出的文人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时最需要秉持的宝贵精神。 李国文,作家,现居北京。 图: 插图: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