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赶集：第57届柏林电影节

　　ＢＹ董铭

　　当年美国人在促使创办"西柏林电影节"时，就把它作为对抗苏联东欧阵营的文化战线，直到1974年，才有第一部苏联电影出现在柏林的展映厅里，柏林电影节才真正算是国际电影节。因此无论是从电影节的历史成因，还是当今世界电影的格局上来看，今年的柏林电影节美国以7部影片参赛并不为多。索德博格、科波拉、德尼罗、克鲁尼、布兰切特、洛佩兹等等，好莱坞主流电影人的集体出击，也说明了美国人对于这个舞台的重视。

　　柏林电影节从来不避讳它的"政治色彩"，金熊的初衷就是冷战对抗的产物，它从一出生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德尼罗的《牧羊人》，索德博格的《模范德国人》都是描写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和事件。洛佩兹主演的《边境城镇》也是对当今社会、民族矛盾的关注。德国导演斯蒂芬·罗佐维斯基的《伪造》则更为直接，讲述国家间运用政治经济手段相互攻击的往事。此外，让人颇为感慨的是，入选影片中还有捷克新浪潮代表人物耶日·闵采尔的作品。当年他凭借《严密监视的列车》一举成名，后又因为《弦上云雀》被当局禁映，成为残酷政治的牺牲品。如今重回人们视线，所带来的《我为英格兰国王服务》，同样是通过普通人的经历，回顾东欧历史的"政治背景"影片，完全符合柏林的口味。

　　相较于去年的女性话题，今年组委会主席迪特·科斯利克抛出了"个体，国际化"的新主题。基于这种关注，巴西影片《我父母度假的时候》讲述了一个男孩在独裁时代成长的经历；以《野芦苇》成名的法国导演安德烈·泰西内带来了反映欧洲艾滋病爆发的《证人》；拿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丹麦导演比尔·奥古斯特则把目光对准了关押曼德拉的南非监狱和狱卒。其实这些个体都脱不开社会的环境，时间总是证明历史的必然，政治无处不在。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气候寒冷的柏林来说，"早春"尚未到来，新的电影年度已经鸣锣开场了。去年，德国本土电影夺得了最佳男女主角、最佳艺术成就等重要奖项，间接带动了全年的观影热，创下了7．5亿欧元的本国票房纪录。这对于电影产量远小于邻居法国的德国电影工业来说，不能不承认是柏林电影节的部分功劳，其结果也反过来激励了新电影的创作热情。

　　这些年来，电影节的主办方和参展方，都愈来愈重视影片的参展和公映的同步，以求达到最大的票房价值和宣传效果，名利兼收。于是，我们看到今年参赛的22部影片中，多数影片同时在公众院线上映，普通观众都能在情人节那天，同时欣赏到法国的《玫瑰人生》和美国的《模范德国人》，电影节的宣传，无疑将提高票房的成绩。尤其是好莱坞的发行商深谙此道，三大国际电影节都成了他们预热市场、叫卖全球的理想舞台。相比之下，中国影片在海外宣传则尚有不少差距，尤其是中小成本的影片，不是重视不够，就是颇为被动。李玉的《苹果》在接到参赛通知时，尚未确定最后版本，临行前才通过国内的审查，如此手忙脚乱的状况，不仅是经验上的，更是意识上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