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还是听人说书？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古有瓦内听说书，

　　今看电视造明星。

　　三国孔庄皆悦众，

　　只爱利口不翻读。

　　大约2500年前，没有电视，出版社也不存在，写“书”是个体力活，你得先砍竹子制成竹简，然后把竹简烘干，接着就自己动手写字吧。当时孔子为什么“述而不作”？也许就是嫌麻烦－－－干脆我自己说，听得懂就听，听不懂拉倒。

　　其实，孔子到各地谈人生、讲道德，上到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易中天、于丹等人又何尝不是？在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为什么20来位四川的专家学者无缘《百家讲坛》？

　　如果说宋朝的瓦肆是古代说书人的天下，那么央视《百家讲坛》就是现代说书人的造星基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听人说书，而放弃了自己阅读。你做何选择？

　　回望历史

　　谁是于丹们的祖师爷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朗”，这是宋代诗人陆游的一首诗，蔡中郎便是大文豪蔡邕，美女作家蔡文姬她爹，这首诗就是说在当时一个小村庄，都有人讲经典－－－而且效果不错，整个村子的人都来听了，其盛况不亚于今时于丹等人的讲座。

　　流沙河老先生在谈到易中天、于丹走红遭人非议时哑然失笑。中国人喜欢寻根溯源，在历史中找源头，易中天、于丹等人在流沙河看来，并不新鲜，早在一千年前的宋代，他们这种讲书的方式就非常流行，除了陆游的诗还有很多文人历史笔记可以证明，据影响最大的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在当时的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街巷之中，频见说书人背影。当时说书以故事内容分，有“小说”专讲“烟粉、灵怪、传奇”，有“讲史书”专讲“前代书史所载兴废征战之事”，此外还有说《孟子》等经典的。

　　易中天不是第一个说“三国”的，明代人罗贯中也不是，最早说三国的是宋人，流沙河说：“据苏轼笔记载，京城小孩在家无聊，大人便给零钱叫去听书。听到曹操败了就鼓掌笑，听到刘备败了就丧气哭，记载的正是‘说三国’，正是众说书人口口相传，才有了后来的《三国演义》。”根据流沙河的研究，当时在汴京讲《论语》《孟子》之类经典的说书人很多，而且经常是满座，“宋代儒学地位很高，如果乱讲，讲得不生动，早就被茶老板轰下去了。”据说，南宋时的供奉局有专门的说书人，像宋高宗，放着《资治通鉴》不看，硬是要听说书人讲史、讲经典。

　　继续研究宋代说书人，便发现他们和现在《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无疑是一路人，当时说书传播主体已经大众化，是十足的商业活动，说书人讲完，听书人付钱，而现在易中天、于丹将说书的内容变成图书也是一样的卖钱。《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著名的讲史、讲经典的艺人有杨中立、张十一、尹常卖等；到南宋时，说书群体更加庞大，除了男性以外，还有张小娘子、宋小娘子这样的女性。流沙河认为，现在的《百家讲坛》只不过将说书的地点从茶馆换到了电视台，受众更为庞大，而易中天、于丹等人在故事中间夹一片“学术”，遂创成新说书，承续了旧传统。

　　只不过，宋代说书人受到欢迎的时候，王安石、苏东坡之类的精英并没有跑来指责，司马光也没有跑到皇帝那里哭诉市民专听说书人讲历史，没人看他的《资治通鉴》了。

　　央视说书

　　姿态低些，再低些

　　如此说来，《百家讲坛》不就是宋代的茶馆，央视不就是茶馆的老板么？当节目最早请来学术精英高谈理论，却卖不出几个茶钱，以至于老板发火：再卖不出茶钱，就换人来打理了。至今变得红火的《百家讲坛》无意中向千年前的古人学习，重拾起了“说书”传统。

　　这个传统标准就是，管你是什么精英、专家，你首先得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心态，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把《百家讲坛》形容成一张“魔鬼之床”，不管来了多大的名家，都得毫不留情地“磨”到“合乎尺寸”。易中天回忆录节目的经历时说：“有一次我因为疲劳，状态不太好，讲到一半发现观众半天没有笑声，还有人打起哈欠，我心想，完了完了，可能得重录了。”果然，几天以后，栏目组来电话通知他去重录，因为只有高中文化的打字员在后期做字幕时觉得实在太枯燥。于丹初上《百家讲坛》时，一时之间也摆脱不了给大学生讲课的架势，栏目组就一再提醒她，把姿态放低些，再低些。节目制片人万卫的说法是：“我们就是让那些专家、学者从高高的学术论坛上走下来，下到能蹲在地上，甚至是一屁股坐在地上给我们的观众讲课。”

　　造星运动

　　《百家讲坛》海选说书人

　　著名学者、资深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告诉记者，《百家讲坛》选择主讲人大多使用海选，他回忆说，在2005年夏天，节目的策划人解如光和制片人万卫一起到成都，他们通过朋友介绍列了一个有20位专家学者的名单，他们基本都来自四川的各所大学，这些专家都符合节目组“海选”要求：有学术要求、人格魅力以及良好的表达能力。名单确定后，他们分别找这些学者面谈，了解他们最想讲的内容，不过这20个专家大多想谈的都是巴蜀文化，而节目组对此并不感兴趣，第一关下来只有3个人留在名单之中。接下来就是写讲稿和试录，袁庭栋说当时他最想讲的是中华姓氏文化，但万卫更希望他能讲《三十六计》，于是袁庭栋根据要求重新写了讲稿，这个稿子立刻被打了回来，编导告诉袁庭栋学术味太浓，需要大量增加故事和悬念。袁庭栋去年曾到北京试录了一期节目，当时效果也不错，不过因为节目组临时有新的录制计划而搁置下来。

　　据记者了解，这两年上《百家讲坛》的专家有十多人，淘汰的却有上百人之多。淘汰不是因为水平不高，而是姿态没有放低，无法适应节目“说书”的要求。

　　冷眼观察

　　博士抵制斩不断“说书路”

　　在以前，说书人说罢收钱完事，过了很多年才有罗贯中、施耐庵将说书人所说的东西变成名著《三国演义》《水浒》，在现实社会中的易中天、于丹大包大揽，将自己说书的内容直接转成文字出版也不为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的几位博士如今站出来联名抵制于丹，其实质就是抵制学者“说书”的形式。

　　我们总说《百家讲坛》很火，但奇怪的是，如果去调查收视率，这个节目收视率往往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有的时候甚至接近零。阎崇年当年关于袁崇焕的学术作品印2000册卖了10年都卖不完，现在的新书起印就是10万册以上，内容都是一样，只是讲法不一样，相差为何如此之大？出版界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其中根本原因就是以前属于学术作品，而现在则是大众读物，这些主讲人出书不是自己写了就交给出版社，而是自己讲了之后再把讲的内容交给出版社，口语总是最接近大众，尤其是对经典的传统文化作品，以口语的表达作为传播方式，以贴近生活的素材作为注解，才能达到普及的作用。

　　发起抵制于丹的中山大学博士徐晋如引用著名学者潘光旦的话来阐述自己观点，潘光旦说：“一般人读书总是朝着抵抗力最少的方向阅读。”徐晋如表示，这证明了为什么无聊的读物会畅销。而于丹则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把经典往浅了讲，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文化传播和研究呈现金字塔结构，我在塔基负责文化的普及，而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平台决定了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传播方式。”于丹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这其实就是源自宋代的“说书”方式。

　　这样的“说书”路会不会因争论而断送？似乎并不会，从读者对带有“说书”形式的图书的追捧不难看出，讲史或讲经典所用的教育方式是生活化的，它并不像正统史学以教化为价值目标，这似乎更受到读者的欢迎。因此，即使博士抵制于丹，但毫无疑问于丹等人还会继续讲下去。

　　本报记者 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