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风格：注重讲述 关注现实

　　在白玉兰盛开的时节，《图雅的婚事》回到了故乡。如果说一部影片的导演是它的父亲，那么漂泊在外的他应该也想回家了。但是影片的空前成功，令他难以取得与家乡父老直接沟通的机会，于是有了这次涉及艺术、现实、人生以及对未来的期许的采访。他想告诉大家，他的事业是艰辛的，来自家乡的支持会让他更有勇气和力量去攀登最高的山峰。

　　记者：电影在好莱坞是商业，在法国是艺术，在印度是杂糅了美国电影的商业元素和本国风土人情的加工业，在中国，电影应如何定义？未来又将有怎样的实质和形式？

　　王全安：电影在新中国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单纯宣传功能的政治影片，这阶段的电影全部是由国家出资的；之后转变为一种文化艺术活动，依旧是以政府出资为主；现在，电影在中国已经发展为以商业娱乐功能为主的产业，艺术性和娱乐性并重。未来的发展趋势应当是向纯娱乐功能和商业化运作靠拢。艺术片的存在形式则是将艺术性融入到娱乐功能当中。不“好看”的影片要讲述的情感和哲理是不会有人关心的，也就达不到传播的目的。

　　记者：《图雅的婚事》这次获奖令我们想起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大奖、也同是捧得金熊奖的中国影片，同是陕西人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您认为《图雅的婚事》在艺术上与之有哪些相似之处？

　　王全安：当年《红高粱》夺得金熊奖是中国电影界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它说明了国际电影界对中国电影的接纳和认可。这两部影片的相似之处，大概就在于突破了中国艺术片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气质：慢节奏和郁闷的气氛。新一代的艺术片开始注重讲述，这两部电影都有奔放的个性，电影本身就是震撼的，而不是单纯以蕴含的深刻思想吸引观众。

　　记者：这两部颇具相似气质的影片的获奖，是否得力于国际影评人对中国落后时代或落后地区生活的新奇感？《图雅的婚事》在正面渲染了个体的人性美之余，是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大环境的某些弊端和一些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现状？比如，社会福利的不完善？

　　王全安：我当然不认为是这样！对于外国人来讲到底怎样，我们没有必要猜测，但在中国，这是现实，而不是落后。中国有一部分地区的现状就是如此，而我们能过上的现代化、都市化的生活，也都是牺牲了一些地区的自然环境换来的。另外，影片所展现的人物的气质绝对不是落后的，它体现了人在困境中迸发出的激越的民族个性。当然，图雅的命运的确显示出社会福利保障的不完善，但这完全是贫穷造成的。还是那句话：这是真实的现实。

　　记者：您和余男的三次合作，从两个人都初出茅庐、到余男在国内得奖、再到影片得到国际大奖，你们一直在进步。你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在艺术上会有什么新的尝试？是否会以下一次合作的成果冲击奥斯卡？

　　王全安：电影是我和余男的共同兴趣。当然，我们关注的焦点和侧重方向会有所不同。她完全是为了真实深刻地演绎人物在拍戏，绝对不是一个满足于做封面明星的演员。

　　奥斯卡奖是中国人的电影梦，是中国电影还没有征服的一块处女地。作为一个导演，毋庸置疑地期待这项电影界的最高荣誉。统观近年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评委会的口味倾向于锐度艺术片，而不是过度渲染的大片。近年来，送评奥斯卡几乎成了一种为国内大片做宣传的手段，这无疑是莫大的浪费和遗憾。

　　本报记者 王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