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武侠小说

　　东洋来风□李长声

　　森鸥外写《兴津弥五右卫门遗书》，是为近现代历史文学的滥觞，几乎与此同时，中里介山开始写《大菩萨岭》，不叫历史小说，被叫作时代小说，拿到中国来说，就是武侠小说。

　　《大菩萨岭》是日本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也草创近现代大众文学——当初大众小说只是指武侠小说，其他近现代小说如恋爱小说、侦探小说，一律叫通俗小说。大众文学由武侠小说起步，如今则囊括了武侠小说、现代小说(爱情、家庭之类)、推理小说。已故大众文学研究家尾崎秀树在《大众文学的历史》中写道：“为什么日本大众文学在创立时期以武侠小说为中心呢？解开这个疑问相当难。或许也因为大众喜好砍砍杀杀，但仅此并没有弄清问题。还可以考虑封建残余浓厚，用明治以后的素材寄托浪漫的梦想不可能有大众的广泛性。更主要的是，文学的大众性传统未能抓住从近世向近代发展的契机，化作了底流。大众文学从武侠小说起步的背后就是这种传统用变形的、极其简易的形式复权。”

　　过去的时代，从古代到明治时代，为武侠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材。尤其是江户时代(1603年－1869年)，最爱被武侠小说拿来当舞台。明治维新使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跨入近代以至现代，仿佛社会生活整个与过去隔离了，发型、服装、饮食，判若两个世界，历史出现了断裂。明治以前的时代远去了，凝固了，不满现实者借以怀旧，开创未来者引为借鉴，给小说家用武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历史小说基于史实，尽可能八九不离十，而武侠小说纯属虚构，借过去时代的衣钵写小说家自己的美梦。历史小说的高下往往取决于史观，而武侠小说更需要故事匠的技艺。历史小说不绝于后，固然是由于史料的挖掘与认识不断进步，但更为主要的是历史小说中必然有现代视点，借古说今，那就要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迁，常写常新。相对而言，武侠小说是某种价值的反复生产，主题思想如惩恶劝善之类几乎一成不变，传统的世俗与人情更具有号召力。上世纪后半以降，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越来越划不清界线，以致金庸的武侠小说译到日本来也叫作历史小说。并非武侠小说更忠于历史，而是人们对历史更多了逆说或戏说，莫衷一是。

　　借助现代化获得大众性

　　武侠小说直接起源于评书。评书源自历史故事，经江户时代，盛行于明治时代。那时日本开发了速记术，评书被记录下来，付梓刊行，变成了读物。评书，日语叫讲谈，最大出版社讲谈社就是由出版讲谈起家。它创办月刊杂志《讲谈俱乐部》，找报纸记者写评书，使大众小说走向作家创作。《大菩萨岭》自1913年在报纸上连载，仍属于评书时代的产物，但主人公机龙之助恣意杀人，超脱了评书的伦理框架，这种虚无的剑侠便成为武侠小说的典型形象之一。战后柴田炼三郎创造的眠狂四郎是这一类型的变种。

　　印刷媒体突飞猛进，迅猛形成了读书大众。《大菩萨岭》真正在大众中流行是1921年出版单行本以后。1922年白井乔二在报上连载《影立富士》，前驱性堪与《大菩萨岭》并肩。白井组织大众小说家团体，刊行同仁杂志《大众文艺》，策划出版《现代大众文学全集》，使大众文学一词在社会上扎根。1924年大佛次郎沿着白井的路子塑造了扶弱除恶的正义感典型鞍马天狗，被誉为良质的大众文学，广受欢迎。大众文学不是纯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它自有来路，自成系统，是传统借助于现代化获得大众性。历史、武侠小说写的是不复存在的时代，把联想现实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任他们驰思。

　　1939年长谷川伸领头复刊《大众文艺》，努力在迎合大众趣味性当中保持文学性。他是“股旅”小说的鼻祖，这种武侠小说描写浪迹各地的赌徒、侠客的生态。但他1970年代涉笔成型的纹次郎不拘于传统的义理人情，是追求快乐的现代化虚无人物。

　　吉川英治从1935年到39年创作剑禅如一的《宫本武藏》，打造了一个禁欲的求道者形象。历史使人乖巧，吉川写武侠小说更想给人以“一种信念，相信今天的生活”。日本战败，美国占领军以讴歌封建武士道、诱导军国主义倾向为由，封禁了砍砍杀杀的武侠小说。在美军要求下，吉川修改《宫本武藏》，重新出版。这部小说各种版本卖掉一亿三千万册，是最具大众性的武侠小说经典。

　　1948年以后占领军解除禁令，武侠小说开始收复失地。吉川英治自1950年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新平家物语》，使这个杂志发行量陡涨五倍，突破百万册。五味康佑做校对工作时发表《丧神》，写一个男人自杀，但不是剖腹，而是通过剑侠决斗。作品获得芥川奖，五味却被压在了纯文学奖的重轭下，再也写不出来了，奖品也送进当铺。《丧神》改编成电影，他坐在影院里观赏，蓦然大悟自己的才能在武侠小说上，从此下笔如有神。1956年新潮社创刊《周刊新潮》，出版社系统的周刊杂志不能跟《周刊朝日》那样的报社系统周刊杂志在报道上争短长，只能凭文学出版社的资本更用力于小说连载，约五味康佑和柴田炼三郎写武侠小说，赢得读者，卷起一场“剑豪”小说热。

　　“忍者”小说类似欧美的间谍小说，司马辽太郎获得直木文学奖的《枭城》堪称发轫，再加上村山知义、山田风太郎等，此类武侠小说在1960年代成风。司马们手伸向过去的时代寻找有趣的材料，眼睛却不曾离开现实，从忍者世界看见的是上班族。上班族读者容易从小说中找到与自己的日常很相似的东西，似乎就学到了什么。

　　武侠小说是弱者的童话

　　武侠小说看似惩恶劝善，其实，归根结底，其功用是满足人的原始欲望——杀人。没有武侠小说不是以杀人收场的，也许作家故意兜圈子，写武侠如何不愿意杀人，但最终也不得不杀人，无非给杀人找足借口，并吊得读者杀性大发，以至不是作者杀人，而是读者杀人。现实没有侠，人们头脑里的侠基本是司马迁的造型。“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诗)，这个情就是杀人之情。历代文人添枝加叶，使侠更加理想化，但最大的魅力始终在于能随意杀人。记得几十年前，中学语文老师讲血溅鸳鸯楼，武松武二郎一气杀了十几口，他讲得唾沫四溅，大快人心。几年前电视剧搬演刘罗锅，当和珅被打入死牢，一大段场景来表现刘罗锅那种满足、兴奋，淋漓尽致。当你气极，也会大叫一声“杀了你”，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食肉寝皮。然而，实际做不到，不仅有法律约束，你也未必有那个胆量和气力。武侠小说就来满足你的潜意识，让读者从时空脱离日常，安全地享受泄愤以至杀人的痛快。武侠小说尤其是弱者的童话，近乎意淫。即使李白那样的人，对于侠的讴歌也无非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日本大侠每每有残疾，这一方面使他成为弱者的同党，另一方面也使他具有反社会性和非日常性，本领更超常，能完成读者的任何梦想。

　　武侠小说历来为日本人所爱读，此类出版几乎听不见萧条的叹息。写武侠或历史小说的作者基本是中年，少见年轻人。与推理小说、恐怖小说纷立奖项相比，历史、武侠小说的奖项接二连三收场，原因似在于写作需要有阅读史料的能力、考证史实的工夫及人情世故，新手难以为继。读者也不像推理小说那样喜欢新起的作家，阅读市场被老作家垄断，长销不衰的是吉川英志、司马辽太郎、池波正太郎、山本周五郎、平岩弓枝、藤泽周平等。1990年代三大武侠小说家池波、司马、藤泽相继去世，眼下尚未出现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的作家。

　　◎李长声，学者，现居日本，著有《日知漫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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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