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本禹 还想做奥运志愿者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12日10:17  南方都市报

  徐本禹的八年

  1999年,徐本禹考入华中农业科技大学。

  2002年,因一次去贵州看望山区学生而决定在当地支教。

  2003年7月,已经考上本校研究生的徐本禹前往贵州支教两年,学校为其保留入学资格两年。因为徐本禹的事迹,社会各界大力支持贵州大方县的教育。徐本禹也当选为中央电视台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07年1月,徐本禹和其他志愿者来到非洲,进行为期一年的志愿者工作。

  支教成为一种情结

  

南方都市报:在你获得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后,
中央电视台
的颁奖辞说,“他走进大山深处,用一个刚刚毕业大学生稚嫩的肩膀,扛住了倾颓的教室,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起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你现在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认为现在做志愿工作已经成为你的责任了吗?

  徐本禹:应该说颁奖辞中的这句话浓缩了自己在贵州两年支教的经历。本来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和一个在都市生活和学习的大学生是没有多大联系的,如果不是因为大三暑假的一次走进大山深处的社会实践,也许到现在我也不会相信我在贵州贫苦山区里呆上两年,更不会想到这两年的支教经历甚至影响到以后自己的选择。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很赞同这句话。特别是当我真正融入到贵州大山深处的时候,自己就不能无动于衷,自己就应该想办法让那里的孩子的学习状况得到改善,哪怕自己的力量微乎其微。

  结束了在贵州的支教后,我回到了华中农业大学继续自己的研究生学业,原本我以为回到学校后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正常学生过的生活,后来我发现这已经成了一种奢望。我会经常想起自己所教的学生,想起还有很多学生没有得到资助。我想这就是一种情结吧,也正是由于这种情结的存在,即使在回校读研究生期间,自己毅然把绝大部分课余时间用在了助学上面,在读书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和我们“红杜鹃爱心社”的志愿者们一起11次走进贵州。现在,来到了万里之外的非洲进行志愿服务,自己的生活因为志愿服务而改变,而这些改变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渐渐地,从事志愿服务工作成了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了自己的一种责任。

  我自己还有一个愿望,等到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我还做志愿者。

  现在多了一份踏实和从容

  南方都市报:当初你想去贵州支教,是因为看到一篇报道,然后你去了,你也说过大学生活改变了你很多,现在想来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有过后悔吗?如果你不去支教,现在都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徐本禹:我对当初的选择不后悔,在我作出决定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既然是自己作出的决定,我就不会后悔,我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哪怕最后的结果是错的。

  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去支教,两年的支教生活让我对中国西部农村有了更深厚的感情,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对我回校就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是很有帮助的。两年的支教生活,让自己少了大学时代的浮躁,多了一些踏实和从容。不过,看到自己的同学要么在读博士了,要么已经工作好几年了,自己还是有些遗憾,不能早些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很难两全。

  南方都市报:帮助别人,很多人都有这份心意,但是像你这样在宝贵的研究生期间拿出两年的时间去支教,当初是怎么下定决心的?在那两年的时间里,又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你?

  徐本禹:当初决定放弃读研究生去贵州支教,应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在我读大三的时候,自己曾经去过我后来支教的地方,在那里呆了二十多天,那二十多天的经历,让我觉得自己应该为那里的学生做点什么;再一个原因,就是和我自己的大学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大学里自己做过不少勤工助学,自己也有因为没钱吃饭而去学校食堂端盘子的经历。我深深地知道,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你的手,对自己来说也许是举手之劳,但对对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还有,自己在学校里得到了不少好心人的帮助,有我的老师,有同学,也有不认识的人。我想自己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回报这个社会,以报答好心人对自己的关心和帮助。

  支教的前半年,由于生活很艰苦,没有电,喝水都很困难,我孤单一人住在村长家里,感到从没有过的孤独和寂寞,曾经做梦在流泪,可当我醒来的时候,却发现眼泪已经打湿了枕巾。后来,我得了胃病,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但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能就这样离开,来贵州是我自己作的决定,自己要对自己作的决定负责。如果撒腿跑了,那自己原来教的学生怎么办?慢慢地,我努力适应当地的环境,努力和学生建立感情,从枯燥的环境中寻找快乐。

  从支教中收获了自信

  南方都市报:通过支教活动,当地的小学有什么改善,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徐本禹:我原来支教过的大石小学的教学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修建了新的教学楼,配备了仪器室和图书室,而且还选派来了公办老师。在我离开大石小学以后,我的母校华中农业大学每年都选派志愿者到大石小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今年是第三批了;学生数量由原来的110多人,增加到了280多人,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了不少提高,现在学生人人都会说普通话。在其他志愿者的努力下,学校有了自己的食堂,成为了大方县第一个乡村小学有食堂的学校,原来没法吃中午饭的学生吃上了中午饭。不少好心人及企业通过我联系捐建希望小学,到现在已经捐建了9所希望小学。我们还专门成立了“红杜鹃爱心社”,专门用来帮助贵州的贫困学生和老师,到现在我们已经给贵州贫困地区的学校募捐了100多万元的物资。

  对我个人而言,两年来最大的收获是自信。

  在我决定来贵州支教的时候,我个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两年。特别是我独自一人面对生活中的困难,面对孤独与寂寞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大山里面坚持下去。当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自己决不能当逃兵!”当我度过了生活中最为困难的那一段日子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做到了原来以为相当艰难的事情。

  当我看到在贵州当地有的代课老师只有初中毕业,工资只有100多或200多元,但为什么他们所教出来的学生就比那些大专毕业拿着七八百元工资的正式老师教出的学生要好呢?原因就在于你是不是把你的心放在了教学上面。也正是那些代课老师给了我自信,在我离开大石小学的时候,我所教的学生考了全乡第二名。

  我一直认为,别人能够做到的,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到呢?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别人能够做到的,你一定能够做到。

  还想做奥运会志愿者

  南方都市报:这次你又选择了去非洲当志愿者,你说原来就有这个愿望,那么你以后也会一直从事志愿者的工作吗?对自己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打算?

  徐本禹:等结束了在非洲一年的志愿服务后,自己还想等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再做一次奥运志愿者。也许毕业以后不能专门抽出一年或半年的时间做志愿服务了,但我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从事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其实,从事志愿服务并不难,就看我们有没有“发现”的眼睛,比如说当你看到垃圾箱外有废纸时,你是否会把它捡起来放到垃圾箱里?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认真考虑自己毕业了以后做什么工作呢?等结束了在非洲的志愿服务以后再考虑,我一直认为未来是多变的,正如我选择去贵州支教一样,而这两年的支教生活又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不管以后干什么,自己会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自己肯定会忙里偷闲,挤时间做志愿服务呢。

  志愿者不是免费劳动力

  南方都市报:目前中国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等方面都不完善,单靠个人的力量也不太现实,那么在你这几年的经历当中,你意识到了中国公益事业或者志愿者事业存在哪些问题?

  徐本禹:我认为中国人不缺乏慈善心和慈善的传统,缺乏的是一个联系捐助方与被捐助方的有效平台或渠道。我所支教的大石小学就是一个例子。在媒体没有报道以前,大石小学以及周边的部分小学的办学条件一直很简陋,媒体报道以后,大石小学和周边小学的办学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民间助学力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的慈善组织当中,民间的慈善公益性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额很少,而且都是刚刚起步的阶段,如何探索一条民间慈善公益性组织的长效运行机制,并不断发展壮大,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想随着居民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慈善意识的进一步加强,中国的慈善公益性组织会越来越多,其掌握的金额占国内GDP的比重也会不断地增加。

  而“志愿者”这三个字这几年得到了更快的传播,渐渐地志愿者的行为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但我认为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志愿者”存在一些误解,有些人认为志愿者就是免费的劳动力;还有些人认为做志愿服务需要专门腾出时间出来等等。我认为如何创建一个有利于志愿者事业长期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长效机制是推动志愿者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南方都市报:目前政府也号召大学毕业生去西部山区支教,但是多数人也就是工作一年的时间,而且也不排除有的学生有个人的私心,你如何看待?发展西部地区的教育关键靠什么措施?

  徐本禹:现在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大学生有一年的也有两年的,志愿者有自己的私心这很正常,也无可厚非,关键看他如何对待志愿服务这项工作。我想只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对待,通过志愿服务的优异表现而得到自己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满足,这是合情合理的。

  我认为发展西部地区教育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当地老师的师资力量,提高他们的敬业精神。我认为这比修建希望小学,搞硬件建设要重要得多。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说过,你有女朋友了,在对待家庭包括你的父母和女友这样的责任,和对志愿者的工作两者之间你怎样对待,这样为公益,女朋友有没有抱怨过?

  徐本禹:还好,家里对自己做公益事业还是很支持的,只是自己心中多了不少的遗憾,毕竟家里自己该承担的部分少了。到现在为止,我也养成了做公益的习惯,家里的人也习惯了我的生活方式。虽然我很少和家里谈起我做了多少公益的事情,但家里人心里明白:我做这些事没有错。

  我和女朋友第一次相识也是在我支教的地方,当时她也是想为那里的孩子做点事情,后来就专门从沈阳来到了贵州。也正是因为“臭味”相投,所以才走到了一起来。她一直对我做公益很支持,而且她还经常参与其中。

  本报记者宋金绪

  图:

  徐本禹(中)回到他曾支教的地方看望学生。CFP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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