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　呼唤对生命的善意

　　2003年，杨敏正式进入亚洲动物基金(AnimalsAisaFoundation)，在这之前的一年，杨敏已经主动帮助亚洲动物基金在国内推广项目。

　　显然，当时还是美资公关公司高级客户主管的杨敏早已成为基金创办人谢罗便臣要物色的“心水”人选。那时候，基金会还没有中国本土的工作人员，对在中国大陆推广基金项目完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杨敏热心，有语言优势，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优雅冷静且坚韧不外露。

　　由2003年至今，亚洲动物基金的中国大陆项目推广，比如说“拯救黑熊”、“狗医生”计划等项目的推广——由无到有，从有到每一年都有新变化，从媒体忽视到媒体高度关注，从立法漠视到政府重视，从人们不知道不理解到更多人认同，身为中国关系经理的杨敏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杨敏说，自己是容易厌倦的人，喜欢冒险，性格矛盾，但非常理性。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毕业以后，进入广州一家媒体，尽管有些不适应，但还是与她的同事们渡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从北京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杨敏的同学基本选择留守北京，而她独自回到了广州。又做了两年记者后，杨敏进入到一家外企工作，辛苦的回报是生存能力的增强，“如果我再回去做记者，一定会做得比以前好”。

　　在旁人看来，杨敏似乎一直都在放弃别人羡慕的东西，但实际上，她只是想要得到更多，因为，她觉得，“重要的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奋斗的动力源于自我的真实需求。

　　善意与理性，并不冲突。正是理性为善意护航，才使她们为世界带来改变的事业走到了今天。2000年至今，设于四川成都的亚洲黑熊救护中心，已经解救了213头饱受折磨、各有不同程度残疾的取胆黑熊，救护中心也因而成为重要的教育基地，而她们的长远目标，是克服重重阻力、最终淘汰养熊业，以争取人们对生命基本权利的尊重。

　　1991年，“狗医生”计划在中国香港开始推行，基金成员对该计划能否被中国内地接受尚存有疑虑。杨敏力主让“狗医生”计划在中国内地推广，在她的组织策划下，“狗医生”探访已成功地在成都、广州、深圳定期展开，温暖无数人心。

　　尽量杨敏一再强调进入基金会纯属她的个人选择与自我需求，但事实上，在提高NGO(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即非政府组织)社会能量与职业尊严方面，在转变国人对动物福利看法方面，在促使人们直面人性的残暴与呼唤最深沉的人性善意方面，杨敏奉献出了自己的努力与善意。

　　杨敏的这八年

　　1999年，从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杨敏回到广州，进入一家报业集团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从厦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她一直没有离开过新闻行业，拥有丰富的媒体经验。

　　2001年，她加入一家国际知名的美国公关公司，担任高级客户主管。

　　在公关公司工作期间，杨敏开始为提高亚洲动物基金在中国的知名度而工作。受到谢罗便臣和她发起的“拯救黑熊”行动的感召，2003年，杨敏决定加入亚洲动物基金，成为其全职雇员，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帮助动物的事业上。

　　我不太害怕改变

　　

南方都市报：你从厦门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做了一名记者，后来又去了北京新闻学院读硕士，硕士毕业以后回到了媒体，怎么又想到去公关公司呢？

　　杨敏：我会比较容易厌倦，我更乐意去冒险，我不太害怕改变。

　　南方都市报：家里人什么看法？

　　杨敏：家里人反对啊，因为把铁饭碗给丢了嘛。

　　南方都市报：因为偶然的机会又去了亚洲动物基金？

　　杨敏：其实也不是很偶然，当时他们是我们的客户。你在公关公司工作，还是会对自己的道德基础有疑虑的，你会为自己的努力的正当性会有怀疑。

　　南方都市报：亚洲动物基金创办人谢罗便臣女士(JillRobinson)对你的影响大不大？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杨敏：影响挺大的。她是一个值得我追随的女性，我希望成为她那样的女性。因为她是一个能量特别大的人，她特别温和、特别女性、特别坚韧，但从来不会咄咄逼人。她1993年在广东惠州一个养熊场发现了活熊取胆业的残酷真相后，她就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换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她花了七年的时间，才在2000年跟政府达成拯救黑熊的协议。开始的时候她根本没钱，最危急的时候她差点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她开始跟人家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疯了，外国人跑到这里来做这个事，怎么可能？你想都不要想了，谁也没有想到她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对动物同情的话，你也不会漠视人的痛苦”

　　南方都市报：那当你到亚洲动物基金的时候，你家里人有没有更强烈地反对？

　　杨敏：有(笑)，更强烈了。他们觉得公关公司好歹也是个赚钱的地方，去那里，万一筹不到款呢？怎么办？

　　南方都市报：现在父母的态度有没有改变？

　　杨敏：现在好一些，其实是他们不太了解，现在NGO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美国包括很多地方都非常重视NGO，过去十年NGO所提供的就业职位是最多的。

　　南方都市报：这很有意思。

　　杨敏：因为在国外NGO是一个很职业化发展的事物，它并不是说凭着热情进行的，中国离职业化的前景还非常远。现在很多大的NGO的高管的工资已经超过很多商业机构，他们的资金都是来自筹款。你看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想去做NGO的领袖，NGO的社会能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很多问题依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它一定要依靠民间的力量来做，它其实是政府服务的一种补充。

　　南方都市报：在保护动物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

　　杨敏：我们在推广的过程中，得到的支持很多，但也有难的地方。我们在争取一些人的时候，也有力量在争取另外一些人，比如说养熊的人，他们也肯定在做很多事情。还有人就坚信中药离不了这个熊胆汁，但其实是可以取代的。

　　南方都市报：估计有很多人会问，人比动物更需要救助更需要爱心，那你怎么解释给他听？

　　杨敏：有一次我去参加亚洲动物论坛，当时有个印度代表就说，全世界的动物福利团体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质问，说现在很多人还在贫困中挣扎，这么多儿童吃不饱，你为什么要去帮助动物？当时那个印度代表就说他会非常不客气地反问那个人，“那你又为那些儿童们做了什么？”因为他觉得通常问这个问题的人既不会去帮助动物，也不会去帮助人。

　　而我觉得，善意是相通的，如果你对动物同情的话，你也不会对人的痛苦漠视。有的团体解决人的问题，有的团体解决动物的问题，就是说不可能等到你把人的问题都解决了再去解决动物的问题，人的问题永远也存在的，大家都有不同的选择，但是不会觉得你那个就绝对的优先。而且你帮助动物是在培养整个社会对生命的善意。为什么大家看到网上虐猫的事件那么愤怒？并不完全是因为动物受到了伤害，而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种恶，这种恶是最触目惊心的。

　　面对动物，考验的是人的道德力量

　　南方都市报：有一个伦理问题，比如说熊和家养动物之间，有没有平等呢？

　　杨敏：熊这个问题不一样，它就是一个虐待，因为人们要给它做手术，要伤害它的身体，它的身体有一个永远的伤口，那个洞一直是开着的，不停地插管进去。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惊。熊其实在野外是完全没有天敌的，但你看它给关在这么小的笼子里，肚子上还有伤口，见了人那么惊惶失措、歇斯底里，你会觉得很可悲，你会觉得它们完全没有尊严，人的残暴很可怕，看了特别难过。

　　老实说，讲人和动物的平等，其实是一个比较虚妄的概念，因为人和动物根本不可能平等，因为人已经占尽了这种优势。人不可能回到两手空空地跟动物相处的状态，这是食物链决定的，但是越是到这种时候越是考验人的道德力量的时候了。就像你面对一个弱者的时候，就像面对一个小孩的时候，他比你弱，但你要选择不去伤害他，这就要看你对道德、善、信念的坚持了。

　　南方都市报：在拯救黑熊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非常难忘的事情？

　　杨敏：其实还挺多的。有一次我们到天津去救了两头熊，后来那个养熊场主去了我们那里去参观(成都黑熊救护中心)，又见到了他那两头熊，可高兴了，见那两头熊过得很好，都哭了，那个老大爷很朴实，他说你们到这里我就放心了。有时候你很难去指责什么。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聊一聊你们的“狗医生”计划？

　　杨敏：“狗医生”计划很顺利，香港、成都、广州、深圳都已经推行，一般是探访老人院、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南方都市报：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工作上有哪些事情是让你自己最满意的？

　　杨敏：亚洲动物基金在国内发展得很快，影响也越来越大。基金会每年都会有项目，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觉得自己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就自己的需求而言，我觉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要重要得多。

　　南方都市报：那工作上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有挫败感？

　　杨敏：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无能为力。如果你想改变一些固有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确实很难很难。

　　南方都市报：你们会通过什么的方式去反映你们的诉求呢？

　　杨敏：我们可以跟

人大代表接触，请他们去反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公众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像前两年的“拯救黑熊”，媒体报道得非常多的时候，网上就有很多讨论，先有声音，政府才会重视。首先要立法，要有一个制度保障，而改变人心是最重要的，这就要靠教育，但是教育是一个太漫长太漫长的工作。现在救熊越来越难，小的已经关闭了，大的我们又动不了。接下来怎么办？也没有长期的时间表，虽然我们当时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是说，长期目标是要淘汰养熊业，长期到底是什么时候，谁也不肯表态。有时候也有一些矛盾的言论，他甚至会说这个养殖已经很人道啊没有痛苦了什么的，他这样一讲，就等于我们前几年的工作全部白费了。你会很沮丧的。

　　本报记者田志凌

　　实习生胡传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