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左 香港好人

　　□本报记者袁蕾发自香港

　　老左说：“姓左好啊！姓左的是中国惟一在公元5世纪前，就有人替你写《左传》立传的了。”

　　———《老左正传》

　　导演赵良骏是今年春节从银都机构接手这个电影的。今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身在香港的银都机构要拍一部关于回归的“献礼片”，影片必须在7月1日前公映。

　　当时赵良骏拿到的是“左邻右里”式的故事大纲：1960年代，两个老头子，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不幸”成了邻居，几十年以来一直吵架，吵到2007年，终于变朋友了。

　　“其实吵到1980年代，已经没有什么好吵了。”监制方平和导演赵良骏都十分清楚，这样的影片是无法赚钱的，“献礼没有问题，但一定要让人愿意看。”

　　赵良骏坐在去银都公司的车上，突然有了个让他鼻子一酸的概念：拍一个真正在银都公司里干了几十年的员工，他是“老左”，从没有离开过这里，人工薪水比市面要低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了一种酸楚，就好像我讲《金鸡》。”赵良骏是《金鸡》和《春田花花幼稚园》的导演，他保留了原来剧本的“情怀”———集体回忆。

　　银都机构和旗下的影院都属于香港“左派”。40年前，香港电影有三个源头：邵氏、国泰、长凤新。“长凤新”是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影业公司的简写，他们是著名的左派电影公司。1981年，国务院颁布《进口电影管理办法》规定：“除香港长城、凤凰、新联三公司回内地拍片，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同有关地区和有关单位直接联系外，凡属中外或我与港澳地区及台湾省的合作制片业务，统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管理。”这相当于给了香港左派电影公司一个特殊通道。1982年，长凤新合并为“银都机构”，拥有其他香港电影公司没有的“特权”：只要能通过内地电影审查，银都的影片就可以直接进入内地。

　　抛开银都及其前身的背景，左派电影公司还是推出了很多响当当的影片和电影人。“奥斯卡最佳摄影的鲍德熹是这里出来的；最代表香港的导演杜琪峰第一部戏是这里拍的；美丽的夏梦是从这里出来的；近代一点的钟楚红，也是这里出来的。”赵良骏掩饰不住激动。

　　赵良骏将影片确定为《老左正传》，这是个一语双关的名字，主人公姓“左”，叫左长旺。银都机构老总听完，说了四个字：“很有味道。”

　　3月30日，《老左正传》正式开拍，赵良骏站在香港荔枝角自己搭建起来的天台上说：“你听说过《四川好人》、《三峡好人》，我现在要拍一个《香港好人》。”

　　香港好人＝天堂电影院＋阿甘正传

　　老左有三样宝贝：墙上劳工子弟的初中毕业证书，他没有读高中，注定只能做一个影院放映员；爸爸惟一留给他的照片，站在刚刚解放的天安门前，所以他一生最想去的就是北京天安门，但是到了今天，香港700万人里，他是惟一没去成天安门的人；第三样是他床头的证书，有他的名字“左长旺”。

　　《老左正传》，讲述的是左长旺从1965年到2007年在香港的生活，也可以被看成新版的《我这一辈子》。

　　1967年反英抗暴，突然间英国政府和媒体将这些反英的人定义为左派。然后开始有了左派公司：中国旅行社、大华国货公司、华润超级市场……“左派”只是一个称呼，没有太激烈的情绪。但到工作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区别，左派学校出来的学生总是比别人更难找到工作。

　　左长旺在著名的左派电影公司银都影院上班，工作安稳而舒适，每天就是放电影：夏梦的《金枝玉叶》；杜琪峰的《碧水寒山夺命金》；李连杰的《少林寺》……

　　1972年，香港人开始炒股，左长旺他们一边在电视上看着股票狂涨的消息，一边搞着人民公社和港式“文革”。香港挂十号风球，他们七八个人，手勾着手，像雷锋一样在铜锣湾冒风前行，帮别人挡风挡雨。

　　在学习班里，大家都在打瞌睡，叫到谁，谁就站起来表白一下，表白的内容经常包括：不应该常常偷看对面窗口那个女孩子，这个是资本主义的毒瘤。

　　“我没有要讽刺他们的意思，他们都很可爱。”这些都是赵良骏采访香港左派人士得到的真实细节。

　　1980年代开始，老左开始不快乐了。炒股的人开始拿分红，老左们只能拿到国货公司九折卡，收入比别人少了一半。郑中基扮演老左的孩子左忠，他们这代人渐渐长大，被叫做“左仔”。别的孩子能穿阿迪的球鞋，而左仔只能穿白布鞋。除了球鞋，他们还会因为自己的出身，先天比别人少1／3的工作机会。

　　1980年，凤凰影业的杜琪峰拍摄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率先回到内地取景，这也标志着香港与内地合作制片业务步入正轨。

　　埋怨不久，左忠找到了“红色发达之路”，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中国有10亿人，每人给你赚一块钱，你就能赚10亿。

　　红色发达之路没有维持多少年，改革开放，凭“香港人”三个字就赚钱的时代一去不返。1990年代，香港开始复杂了，老左和小左们，也终于进入了一个复杂的年代。

　　香港精神＝金鸡＋小飞侠

　　“你以为左派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吗？你每年秋天吃蛇羹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工会的地方。”赵良骏不希望讨论政治，他只是想进行一场集体回忆。

　　赵良骏没有参加任何运动，但他的童年是跟左派交织在一起的：他最喜欢吃的金华火腿，来自国货公司；他喜欢的楼下的旗海，是左派搞运动拉上的；中学参加课外美术辅导班，也是左派人士组织的。

　　赵良骏很怀念跟着左派学素描的日子，学到了很多苏联式的扎实的功底：“他们不会灌输给你任何东西，只是教你学画。”学画期间，最“左”的一次经历是去内地写生。当时内地还没有开放，辅导班组织学生去还是乡村的深圳写生。写生的地方有个很大的戏院，3层楼高，很华丽，平常没有什么人看戏，蝙蝠就建成了一个蝙蝠巢。每晚这里放电影的时候，蝙蝠就在银幕前飞来飞去。

　　赵良骏跟左派打交道的经历，都让他感觉“很酷”：“左派数量其实一点都不少，香港有两次人口调查，第一次人口调查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全香港400万人，左派有1／4，香港现在有700万人，左派起码超过40％。为什么这么多，现在左派是赚钱的。”

　　直到赵良骏开始找演员，他才发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老左”。

　　片中演老右派的岑建勋，生活里就是一个著名的“左派”。“我们是火红的一代”，岑建勋在香港过着每天读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文选的生活。

　　“以前大家上街游行都会替对方考虑，这几天我有事，不要抓我，抓你吧。”左派上街示威，肯定会被抓。有一年岑建勋被抓了13次，他算了下觉得不对劲，就跑去找被抓了七八次的人商量，如果他再被抓到，肯定要去坐牢了，不如明天他们上街被抓一下吧———岑建勋说起当年被抓，就像说起驾照被扣分一样。

　　“那时候跟政府作对，代价你是付不起的。”1982年，岑建勋已经变成了资本家，他跟洪金宝去韩国搞剧本，一进韩国海关就被韩国抓了。洪金宝很纳闷，问他是不是带了大麻——如果他们早两年去韩国，事情会比带大麻还麻烦。原来，1972年岑建勋代表学联去东京参加过反对韩国的示威，十年过去了，记录还没有被改。

　　1967年岑建勋搞运动的时候，黄秋生才6岁。

　　小时候黄秋生也是一个左派，他向往岑建勋的年代，可当他长大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大型运动了。1978年，黄秋生16岁，他的惟一“左”的行动，就是去一些地下书店——那个书店是岑建勋的后继者开的。

　　“我经常去买无政府主义的书、买像章、买五星旗。”黄秋生跟着阿姨住，家里墙上挂着毛泽东像，还有自己写的标语。他觉得五星红旗和像章都很酷，觉得资本主义不好，压迫人。

　　直到有一年黄秋生跟着家人去台湾的时候，海关告诉黄秋生的舅舅，他不能过关，因为他家里挂着毛泽东画像，这时黄秋生才知道，自己因为去地下书店，也被监视了。

　　“香港是有一种叫‘香港精神’，从《金鸡》之后，香港突然之间有很多老歌手出来开演唱会，香港人还是很珍惜这种集体回忆的。”赵良骏的“香港精神”在《金鸡》里面体现为自力更生、爱岗敬业和永远精神胜利。

　　从左长旺他们居住的1960年代房屋，家家户户的电视接收器“鱼骨头”，到小时候喝的“绿宝”汽水，每样回忆都让赵良骏非常兴奋：“很多香港人听到回归的片子就害怕，害怕很政治。回归哪里是政治？明明就是生活嘛。”

　　“回忆导演”赵良骏还准备专门为香港回归十年拍一部电影：我要拍一个《小飞侠》，“小飞侠”就是一个不愿意长大的人，很像现在的香港。

　　“我是全香港300多个导演里面，最主动去熟悉中国(大陆)的”赵良骏(右二)说图片由银都机构提供

　　黄秋生从小读《红旗》杂志，参加过保钓运动，家里挂过毛泽东像。图片由银都机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