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键　“传统感染了我的诗”

　　想想这8年

　　谁是大国崛起的脊梁

　　杨键，生于1967年，曾当工人，亦研佛教，自1986年起专心习诗，现居安徽马鞍山，长年守于乡村山林，世人皆匆匆求进步，他独向往“无”的文明源头。其代表诗作有《一座被废弃的文庙》、《母羊和母牛》、《在报国寺度过1999年冬至》、《冬日》、《暮晚》、《上坟》等，杨键被为数不多的评论家认为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诗人。

　　杨键那隔世的苦行僧般生活，虽属个人选择，但他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书写了“无”与“有”的不等式。他的诗作，有古朴人性、天籁自然的回音，他对生命苦楚的艺术表述，与当下那些苦难的美声唱法远远拉开了距离。

　　杨键的这八年

　　2003年，“年代诗丛”第二辑收入十部作品，杨键的《暮晚》位列该诗丛的首位。

　　2006年，《九十年代以后——当代汉语诗歌论丛》一书编入杨键的传记，李少君写道：“比如杨键，每月领着300元的下岗工资，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并且抚养亡兄留下的儿子，十多年吃素，长期默默写诗，诗写得非常好——这样的人，又有多少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呢？”

　　2006年12月29日，杨键获得首届宇龙诗歌奖。授奖辞称，“他的诗忧伤，古朴，孤绝，清远，有如空谷足音，令我们重返人性和语言的最柔软部分。他诗歌立场的极端来自他对自身的忠实，来自对一种正在消亡的文明和美的忠实”。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胡传吉

　　从未想过以诗歌改变命运

　　南方都市报：最初是怎么开始写诗的？

　　杨键：很多人写诗都是自发的，我则是受到我大哥杨子的影响，他是我最早的启蒙者和老师，帮助我穿越了最初的诗歌灌木之林。还有柏桦，我认识他时才23岁，我在他那里接受到了最典型意义上的汉语之声，他在我身上的作用要到1995、1996年才真正开始。那时他已离开南京，回到成都。我的第三位老师和益友是庞培，他使我的目光彻底转向中国的现实，转向江南。还有我的一位朋友，《废黄河》的作者徐庄。这是有情生命对我的帮助，他们构成我的生命通向彼岸的桥梁。除此之外，还有无情生命对我的帮助，那就是山川草木，我大多的时光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自然中度过。自然是我获得呼吸的重要途径。

　　南方都市报：当时有没有想过，要通过文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还是一种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的。

　　杨键：文学在80年代没有怎样改变个人的命运，在90年代就更不可能了。我从未有过文学改变命运的幻想，只一心想怎样把传统、现实、自我之心灵澄清，至于改变命运，我早已被告知文人在一个国家的正常循环里所起的作用在不知多少年前就被报废了。文人为什么起不了作用了，这可是个大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的诗什么时候开始被人们关注？

　　杨键：应当是1999年。韩东在《芙蓉》杂志发过我一组诗，这是较为重要的一次。四年以后，还是韩东，在编辑年代诗丛第二辑时，将我的《暮晚》列为十部诗集中的首部。没有韩东，《暮晚》可能至今还锁在抽屉中。《暮晚》出版后，很多人写过赞扬我的文章，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被关注与我自身并无多少关联，而与我所描述的中国现实，我与传统之间建立的关系有关。说白了，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传统，感染了那些喜欢我的诗歌的人。

　　“我眼中最完美的诗人形象”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谈一谈你现在的生活状况？

　　杨键：清代有一位叫郑珍的诗人，母亲死后，他在她的坟边种满了梅花和竹子，以后干脆把家搬到了母亲的坟边，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完美的诗人的形象了。郑珍在后半生写了无数回忆他母亲的诗歌。中国诗歌不同于西方，高过西方的也就在此了，就是一个人情味。郑珍的桃花源就是他母亲的坟。

　　通过郑珍我后来才悟到我母亲的疾病是我的桃花源。有一天晒太阳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还记得，十七八岁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媒人，要给她介绍一个婆家，我母亲通过这媒人的手指看见我父亲正在插秧，那时我父亲将近20岁。我母亲说，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她的意思是：时光真的存在吗？

　　人生最难舍弃的还不是物质，而是男女之情，妒忌和愤恨之心，还有生死之关。物质的贫瘠，仅对于今日的中国人而言是大事，对于昔日的中国人算不得什么，一无所有，反而让他们有了庄严和神圣，使得文明在他们的手中得到顺利的传承。

　　南方都市报：佛教对你的生活及诗歌创作影响大吗？

　　杨键：这个问题不想多谈。我只想说，我二哥的死使我变成一个佛教徒，我父亲的死使我成为一个儒家的信奉者，但它们对我的改变并非立竿见影，而是一种长久的浸润。

　　如此迷醉于自然的无私

　　南方都市报：你的诗歌为何那么偏爱乡村？你觉得天人合一的境界还能在诗歌中实现吗？

　　杨键：乡村实际上就是自然，那里有山也有水，中国人的天堂实际就是自然，就是山水。

　　在中国，自然是高于一切的存在。我们母语的生成方式起源于它，我们的文学、绘画、音乐，连政治也起源于自然的无私，而非人欲。所以天子才会祭祀天地，政治才会连绵千古，而今日工业与科技，虽也生发于自然，但它竟是自然之逆子，这逆子大行其道，给多少山川河流穿上丧服。这一切，若没有重返自然的大思想的出现，那就只能靠天启了，而天启虽频频出现，如近年天气之恶化，而人皆不识。道法自然，在今日之中国，是最难的了。

　　南方都市报：你对当下的口语诗、“梨花体”等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中国诗人？

　　杨键：一个民族对声音的敬畏消失以后，首先出现的弊端就是它不再会呼吸了，白话诗就是因为屏声敛息地倾听消失而出现的。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在白话诗中学会呼吸，白话诗到今天也无法成立，因为至今也没有出现一个伟大的白话诗人。

　　目前的中国诗歌现状是历史最低点，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我们的教育里还未出现对思想，对韵律，对汉语的敬重。诗教的消失意味着温柔敦厚的人物就此匿迹。倘若今天有此类人物出现，那也是上天所赐。我喜欢的诗人有多多、柏桦、韩东、于坚、庞培、蓝蓝等等。

　　南方都市报：你对自己哪些诗歌比较满意？

　　杨键：我的学徒期很漫长，从1986年一直持续到1995年，我才稍稍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形成以后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诗人一般喜欢的都是那些还没有写出来的诗，我也有很多还没有写出来的诗。若真的要说我较为满意的诗，我且举出《一座被废弃的文庙》、《母羊和母牛》、《在报国寺度过1999年冬至》这三首吧。

　　“诗只是我存在的一种方式”

　　南方都市报：你总是提到传统，你的传统观是怎样的呢？

　　杨键：我舅舅是个农民，他连村里的大队长都不认识，他说我只是个种地人，又不做什么坏事，认识他们又有何用？我看我舅舅就像看最早的隐士许由一样，这就是传统，它并不含有什么创新的因素在其中，它只是一种复苏，一种再生而已。

　　传统并非一个死物，它对我们的期待永恒常在，对我们的谴责也同样如此。这在《道德经》十七章里讲得很清楚：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理想与非理想国家在此四句中表露无遗，此四句展开了就是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传统从来就是微言大义的，它对精神和物质世界的简约、透彻的认识，我们今天用几十本书也无法说清。在他们，只是三言两语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此冗长而又不能将事情的原委说清楚？

　　传统之心永远等候在那里，在这一方面，孔子是一个典范，中国极重传统，应当自孔子开始，但对于我们这一代，却是近在咫尺远于天涯。我们的传统里最难解的是“道”字与“德”字，20世纪毁的也是这两个字。

　　南方都市报：你好像对进步有你自己的看法？

　　杨键：我们的20世纪受到西方的胁迫，不得不求进步，但凡进步的都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得见的，而我们这些年恰好被这些看得见的迷惑住了，忘记了我们文明的真正源头是在一个“无”字。“无”是从来不进步的，却是一切的源头。20世纪没有“无”，只有“有”，所以才物欲横流，而中国自始就不是唯物的，它只是受了西方的刺激，迷失于此。这是讲的深层次的不进步，而在表面上，人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比如我们的诗歌经常出现的革命的铿锵之声，相较于当年废名诗歌里的温润之声，就是一种倒退，这才是几十年里发生的倒退，放到几千年的长河里，那更是一种大倒退了。

　　南方都市报：在中国诗人中，你的诗歌之声尤为徐缓，你的平衡之力从何而来？

　　杨键：我的徐缓和平衡均来自于我对落日的长年观察。那种枯草上的落日之光，我太熟悉了，我亲眼看见江水冲上江岸时，老牛眨巴着眼睛看着江水的中国神情。我的徐缓和平衡得益于这神情，也得益于中国数千年不变如今却已经摇摇欲坠的农业制度，如果说昨天我找到过落日的形象。今天我则更喜欢一个剑客的敏捷，那就是陶渊明为我所呈现的缓慢之言与剑客的迅捷之声融为一体，这是我今天的信仰。

　　南方都市报：就你的内心和你的日常生活而言，你感谢诗歌吗？你会一直写下去吗？

　　杨键：诗只是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如果我是木匠，我会感谢鲁班，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人都应当有从其中认识自我的能力，说白了，诗人同一个木匠并无差别，因为智慧存在于每一个行业里。

　　图：

　　照片由杨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