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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心喜欢生”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17日16:03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夏榆 发自北京 2006年11月,铁凝当选新一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她的情感生活成了聚焦点之一。 “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当时,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铁凝如是说:“我对婚姻也有好的期望,可我从来都是做好了失望的准备,因为我觉得做好了失望的准备,才可能迎来希望。但可能我准备得还不是特别充分。” 2007年5月,铁凝迎来了她准备充分的爱情婚姻生活。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咖啡厅,新婚燕尔的铁凝携着爱侣华生,坐在记者面前。现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的华生,被广泛认为是对中国证券市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你不要找,你要等 1991年5月的一天,铁凝冒雨去看冰心。“你有男朋友了吗?”冰心问铁凝。“还没找呢。”铁凝回答。 “你不要找,你要等。”90岁的冰心老人说。这是她第三次看望冰心。第一次是1983年,第二次是1986年。 铁凝称冰心为姥姥。在中央民族学院一幢普通的单元房里,冰心坐在书桌前迎接手捧鲜花的铁凝。其时与冰心荣辱与共、相依为命的爱侣吴文藻已辞世有年。因为摔过一跤,冰心行走不便。“但冰心先生依旧神情清爽,目光明澈。老人的短发整整齐齐,穿着淡蓝色的中式衣服,请我喝茶、吃糖、吃她最爱吃的‘利口乐’。”铁凝对冰心的寓所印象很深,除了墙壁上悬挂的梁启超的墨迹,还有就是冰心的生活方式。她跟吴文藻各自有一间房子,1983年那次,铁凝曾经透过半掩的屋门看到过一个老人伏案工作的背影。 南方周末:冰心先生对你的赠言对你影响很深吗? 铁凝:我一直记得她说给我的话,“你不要找,你要等”。她的话在我听来充满禅机。一个人在等,一个人也没有找,这就是我跟华生这些年的状态。我说对爱情要有耐心,当然期望值不必过高,但不要让希望消失,我想是这样。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期待。 南方周末:现在是一个人性相对自由的时代,情爱很容易发生,你的爱情却等待了这么久。 铁凝:从骨子里我还是一个相对传统的人,所以可能对婚姻的期待比较高,也才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当然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都不想草率,或者以为自己是不草率的,以为自己是深知对方的,但是也许事与愿违,所以有人才会有频繁地离婚、结婚,当然这都是人的自由。但是我不想那样。这就导致我宁愿没有,也不要一个凑合的婚姻。婚姻跟人的好坏没关系,好人非常多,但他不适合你,可能你也不适合他,这就是情感的难处。 南方周末:现在都市里的时尚青年,开始拒绝婚姻,社会学家称为一个“无婚的时代”,这是情爱文化的变迁。在“无婚时代”,你怎么看自己的婚姻选择? 铁凝:一个人真的遇见爱情,恐怕还是要结婚的。婚姻应该是爱情的自然的归宿。爱情是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交融的过程。爱情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就需要婚姻这个形式。婚姻家庭既是物质的承载,也是心灵的港湾。它给你提供了一种慰藉,不管经历了什么,你不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回到这个港湾。 南方周末:你们的婚礼很简朴。西方文化中对婚誓很看重,比如他们有一个誓言,要跟缔结婚姻关系的这个人终身相守,不管疾病不管贫穷,不弃不离,这些誓愿,你们不需要吗? 铁凝:誓言从来就是重要的。不过我们也看过太多离婚的人,都是曾经发过誓的。我觉得婚姻最重要的基础是相互的爱慕、欣赏、信赖和感情的交融,以及对责任和义务的共同承担。婚姻是双方在这个基础上携手同行的起点。进入婚姻的秩序意味着你不能逃离了,你要承担你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进入婚姻秩序之后,彼此都要有一份信赖,这种信赖我个人以为是不一定需要宣誓的。 南方周末:很多人都会对爱情怀有梦想,你在少女时代对爱情的梦想是什么样的? 铁凝:年轻的时候对爱情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文艺作品加虚拟浪漫。那时我刚开始写作,很容易喜欢文艺界的人,觉得他们是神秘的,潇洒的,帅气的。比如身高不得低于多少,一定要特别爱我,更具体的没有。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就知道爱是相互的,是不容易的,爱是一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 南方周末: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那样的爱情给您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铁凝:我们当然都有过情感的经历。我和华生,我们彼此心里都是敞开的,明亮的。但是我也不认为有那样的情感经历就是挫折。以往的一切对你的人生也许都是一种财富。甚至那些痛苦,我觉得都是为了今天的幸福所做的准备。 她的大气和女人味,对我更重要 铁凝一直喜欢肯尼迪就职时的演讲:“对于那些住在布满半个地球的茅舍和乡村中、力求打破普遍贫困的桎梏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最大努力助其自救,不管需要多长时间。这并非因为我们要求他们的选票,而是由于那样做是正确的。” 其时,铁凝的写作更多聚焦在冀中的乡村,那些生活在平原之上、生息在茅屋之下的乡人。 华生早年因家庭的政治问题随父母离开南京,去苏北乡镇。1967年初中毕业后,年仅15岁就下乡插队。1978年,在华生考取南京工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之前,马恩列斯著作以及西方的哲学都在乡间温习过了。列宁全集四十卷就是在苏北乡间的田埂上研读的。 1982年华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事业走入坦途,参与了经济改革的大潮。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参加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1987年1月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91年至1995年应聘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任教。 2000年以后,华生出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并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者。 南方周末:华生先生怎么看铁凝?和铁凝谈恋爱的时候,作协主席这个职责是不是一种障碍? 华生:我跟铁凝确实是有很多奇妙的共同点,包括价值观,甚至对文学的喜好,生活习惯,晚上都喝粥,都喜欢走路……诸如此类。这些就很奇怪,没有它也没关系,但是正好我们就都有。她特别讨厌抽烟,我也不抽烟,我除了在农村抽过两根以外。她的职业是写作,我最喜欢、最享受的事是阅读,这也算是个互补吧。 铁凝作为作协主席,我没有感到什么障碍,正像朋友们评论的,铁凝的大气和女人味,这些对我更重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算是身居高位,但是丝毫没有什么凌人之气,肯定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南方周末:人处于高位,不可接近,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身居要职的人,往往会把自己搁到那个位置上面去,人的很多自然属性,比如性情就会被牺牲掉。 华生:外部环境有的时候把人推到一个位置,关键是你怎样驾驭。从婚姻、家庭、爱情的角度来说,把事业和生活分开非常重要,因为归根结底,你是要组成家庭,不是组成一个机构。对相爱的人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心灵相通,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契合,这是幸福的前提。 南方周末:1980年代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同时参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那时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初兴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华生:第一次真正卷入经济改革的大潮是1984年9月去浙江莫干山,参加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研讨会,那时在会上彻夜地辩论。在价格改革方面,我跟四个研究生同伴提出搞价格双轨制改革,那时候是血气方刚,理想色彩特别浓。我从小就喜欢闻汽油味,但是在莫干山上连日的开会,不睡觉讨论,下莫干山去杭州向领导汇报时,第一次晕了车,好一阵子几乎失去知觉。那时我是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参加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同志汇报,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莫干山会议结束不久,就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是小平同志说,这次会议文件写出了老祖宗没有说出的新东西的那次。在那次全会上,中共中央作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然后是国庆节,小平在天安门广场上,坐敞篷车阅兵,那是改革的鼎盛时期。那时候我们经常被邀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到各地组织改革试点。胡绳同志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我曾陪他出访东欧,一路上给我讲他当年在毛主席身边的故事,真是学了很多东西。 南方周末:你似乎在1990年代的出国潮之前就去了英国? 华生: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在英国,那是典型的留学生活。先在牛津读书,后来在剑桥工作。我是在读研究生以后一路顺风,之前没有一件事情是顺的,连读大学也是因为家庭政治问题影响被补录进去的。侨居英国时,经常会应邀参加一些国际政治经济的交流活动。记得曾经参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十多天的国际研习班,在那里遇见台湾的一些政治文化精英,比如马英九、许倬云、沈君山。马英九当过蒋经国的政治秘书,是国民党的少壮派。大家在一起探讨国际局势,研究中国的未来,那时还有台湾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民进党还没上台。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兴起,很多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办企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信息带回国内。我也投入了商潮。当时是在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参与帮助吸引海外的人回国,我们搞了一个留学生企业,叫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有限公司。总部开始在牛津,我当时是董事长,总裁是一个自然科学家。那时候大家的想法就是,发挥留学人员的智慧、科技、信息优势,参与祖国经济建设的大潮,应该说事业虽有波折,总体做得很成功。但是到了最近这些年,我们的兴趣都转回去了,我又重新回去做经济理论研究,我们当初的总裁转得更早,更彻底,他现在是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 南方周末:为什么关注中国的证券市场?从商务转向研究,你又回到一个学者的位置了吗? 华生:从1997年开始,我开始研究国内股市问题。研究中国股市存在什么缺陷,提出股改的问题。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撒切尔政府搞私有化,国有企业股票上市,留学生也都可以买股票,也都分配到股票,按人均分配,所以我对伦敦的金融市场有所了解。但是回国以后对中国股市看不懂了,看不懂以后就有了好奇心,就这样开始研究中国股市的制度问题,看中国股市跟国外股市构造存在什么差异,研究的结果是发现它存在制度上的缺陷,这就是所谓的股权分置的问题。1998年2月,我在《经济研究》刊物发表论文,提出A股含权和股改的问题,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证券市场的研究。 好的婚姻使人起死回生 铁凝对爱情和婚姻的感觉是在美国作家、《红字》作者霍桑的故居前清晰起来的。 1985年铁凝第一次去美国,站在霍桑的故居前,温习她的生活,想象她的爱情。 “他们的房子很小也很简朴,霍桑跟夫人的感情非常好,霍桑跟她结婚以后,写了很多好作品,在他故居的一面玻璃窗上有一行小字,是用戒指上的钻石刻下的:‘人间的一切意外,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那是霍桑跟他的妻子站在窗边看窗外乡村的风景时,他妻子情不自禁写下的一行字。” “好的婚姻能使一个人起死回生。”铁凝说,“霍桑和妻子的结合非常神奇。那时候我读过霍桑的传记,知道他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而且体弱多病,但他的婚姻给了他幸福的生活,他们互相感谢找到了彼此。霍桑最好的作品都是在结婚以后写出来的。” 南方周末:女人一生的历程是这样的,爱情、婚姻、怀孕、分娩、做母亲,作家协会主席的职责,会改变你作为女性的生活道路吗? 铁凝:你觉得会吗?我想,我们刚才谈的其实已经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通常婚姻或者爱情,会改变一个人的状态,包括人的工作状态。 铁凝:我觉得婚姻应该会更丰富长养人的内心,而不是使它更苍白更软弱,或者更懈怠。你有婚姻,但你还是会想到你的事业和职责,你的职业还是会带给你神圣感、敬畏感。华生习惯把工作说成干活:“该干活了。”工作、干活使我安静,使我内心平安。 南方周末:你曾经提到过“心喜欢生”。 铁凝:我跟华生在江苏旅行的时候去过金山寺,就是那个法海的寺庙。那天下着微雨,金山寺有一个匾,篆刻着4个字,“心喜欢生”,其实应读为“生欢喜心”,但误读起来也很有意味。听着好像很拗口,什么叫“心喜欢生”?“心喜欢生”———你的心喜悦了,欢乐就生出来了。而生命本身就是欢乐之所在。我觉出内心真实的喜悦对生命的重要。 南方周末:你谈到的幸福、内心的欢乐、生命的喜悦,这些关键词都是人最根本的东西。在三任作协主席里,你也许是另类。 铁凝:作协主席是一个普通的人,恐怕也不是一件坏事。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听到你结婚,从某种意义上比当初知道你当作协主席更高兴。但是,婚姻、幸福无论对个人多么重要,毕竟是我的私事,过多强调,也会成为对公众的打搅。回过头来看我所有的生活,我还是感谢文学,是文学让我成为今天的样子,是文学护佑着我,它使我保持了心灵的开放、独立和丰满。不管外在有多少头衔,我本质上还是一个作家。 南方周末:你的婚期和作协主席的任期几乎同时开始,你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气象,工作方面呢? 铁凝:作协换届以后各方面确实有很多议论,国内外都有些期待。新一届中国作协主席团,整体的形象是一个更加年轻的、开放的、务实的团队。外界对这个团队是有所期待的。 南方周末:我在瑞典时,诺贝尔评委会主席告诉我,瑞典学院愿意跟中国作家协会打交道,希望中国作家协会介入诺贝尔文学奖的推荐工作,但以往是没有沟通,相互排斥。实际上他们很关注中国本土年轻作家的创作状况。以前他们给中国作家协会发函,邀请中国作家协会推荐候选人,遗憾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很少回应。 铁凝:中国作家协会是有一种积极的友善的愿望的。如果说过去有一些误解,恐怕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从文学本身出发,最重要的是对作品的理解和阅读,其中翻译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愿意加强和海外同行间更多的文学交流。 (本报道图片由铁凝提供)
1991年5月,冰心与前来看望自己的铁凝谈及个人生活,老人说:“你不要找,你要等”
铁凝:“一个人在等,一个人也没有找,这就是我跟华生这些年的状态”
铁凝:“我和华生,我们彼此心里都是敞开的,明亮的”
华生:“铁凝作为作协主席,我没有感到什么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