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台湾

　　□本报记者 石岩 发自北京

　　发现孔子

　　从上海移居台湾之前，傅家信仰天主教已有五代之久。

　　傅佩荣从小跟父母上教堂，对天主教的教义非常熟悉。他成长的1950年代正是国民党在台湾推广三民主义教育、孔孟忠心孝悌的时候。儒家篇什被纳入国文科，名曰“文化基本教材”。“国中念念《论语》，高中念念《孟子》，但是不是全念完，都是选一些让你背，都很浅显，让你孝顺，守信用那些。”傅佩荣说。

　　尽管官方努力“儒化”，西方文化的影响仍势不可挡。大学哲学科的年轻人都愿意学习西方哲学，傅佩荣也不例外，从小的天主教背景，让他觉得他跟西方哲学完全没有隔膜，而中国哲学只是小时候囫囵吞枣背下去的残章断句。

　　转变发生在傅佩荣在台大念研究所的时候。他在台大遇到了方东美。在傅佩荣的印象中，生于1899年，在金陵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接受学士及硕士教育的方东美“文笔很好，中西学问都通”，能几句话把柏拉图最重要的东西都讲出来。“讲完柏拉图之后，他再告诉你儒家、道家说什么，他对东方哲学评价那么高，代表东方学问必有可观之处。”

　　经由方东美引路，傅佩荣第一次看到与《利维坦》的概括大相异趣的上古中华文化，老庄孔孟典籍开始出现在傅佩荣的案头。

　　“中国哲学的起源，从胡适之先生到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都尽量不谈，好像孔子和老子是突然跳出来的两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是不对的。孔子和老子也是念书的，他们念的是《易经》、《诗经》、《书经》。方东美先生讲中国哲学的起源，他的贡献就在于把中国哲学为什么会产生儒家、道家说清楚。他认为，一个民族要发展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这个世界充满变化，在变化的世界里大家都觉得人生无常，那你就要问，在变化的世界里什么是不变的原则。我怎么面对变化，因为变化代表危机，没有人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那你凭什么对变化的世界保持信心？”傅佩荣说：“这就是《易经》的学问：宇宙不断地变化，人类要观察这种变化，总结一套模式，设法跟它配合。配合之外，还要设法趋吉避凶，穷则穷，变则通，通则久。从这里面找到人类生存的法则，然后再从这转到人类社会要和谐，生存的品德。”

　　“去中国”后，有什么

　　1997年，傅佩荣到荷兰莱顿大学教书，教外国人《论语》。为此他要背英文版的《论语》。英文版《论语》是按白话文译过去的，“如果我把《论语》讲成像英文版一样清楚的白话，不是很多人就看得懂了吗？”傅佩荣想。

　　但英文版有一个问题：大体遵循了朱熹的解释。但傅佩荣认为，其中的很多概念模糊不清。所以，他走开一段岔路专门研究朱熹，结果发现朱熹是拿《论语》注解他自己的思想。

　　“我就参考其他学者的见解，两千多年研究《论语》的著作能看的都看。看了之后发现人言意殊，纷繁复杂。我就利用我受的哲学训练寻找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讲的话不能矛盾，并且孔子讲的这些话必须跟生活对照，不能光在课堂上讲，下了课就算了。经典要配合经验。”

　　集在荷兰教书的心得，1999年，傅佩荣的《论语心得》在台湾出版。之后，陆续有News98、飞碟等几家电台请傅佩荣讲《论语》。出乎大家的意料，傅佩荣的论语在以熟练背诵流行歌曲和歌星名字的海岛少年当中反映热烈。

　　电台之后，“好好好家庭教育”等民间基金会找上门来，邀傅佩荣办收费的论语班、庄子班，之后是孟子、老子和易经。

　　民间的儿童读经也受到宗教界的肯定，台湾民间信仰很强的势力是一贯道。一贯道很主张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佛教也很支持，因为他们认为让小孩子突然念佛经，没有人听得懂，念念《论语》说不定是一种过渡。

　　“台湾的政治领导人，蒋介石、蒋经国，到后来的李登辉都号称是基督徒，自然就有人夸张说，台湾基督教政治领袖很多。但事实上，基督教在社会上根本没有影响力。真正有影响力的是佛教，台湾的老百姓信仰的也不是纯粹的佛教，它是偏向一种折中性的东西，把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统统合在一起。台湾有些庙宇，你根本不知道它信仰什么教。它也会成立一个委员会，但是那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根本就是一个政客，脑满肠肥，根本就没有宗教情操。”

　　傅佩荣认为他的意外走红是民间的儿童读经热和官方的“去中国化”交织在一起的产物。

　　“过去几年，台湾开始‘去中国化’，政府不想让民间搞这些。但是民间觉得你把中国去掉之后，你给我什么？你只给我台湾的历史和文化吗？台湾只有四百年被统治的历史，多么悲情！如果把这个当作我的历史，那我太惨了，我的生命伸展不开。台湾的人都是大陆过去的，最崇拜的三个神，妈祖、关公、观音菩萨，都是大陆过去的，台湾本土有什么神明？家里的祖宗牌位告诉这家人，要么你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