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块假我以文章

　　□储劲松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望尽长安花”，用这句诗来形容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王蒙的“文运”和“官运”，实在是恰当不过了。在这10余年间，他“莲艳波清愁雾扫”（王蒙《满江红·贺龙已》），不仅官运亨通进入文化界高级领导层，而且锦绣文章接连不断喷薄而出，真正是“阳春假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活出了“才子风流”，活出了人生滋味。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即是他对这10余年间为官和为文经历和感慨的记录。

　　常常有人用“圆滑世故”这个词（或取其贬义，或暗喻称许）来评价王蒙的为官、为文和为人之道，读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我觉得如果形容表象的王蒙，这个词应当修改为“圆融通达”；而如果形容骨子里的王蒙，则应当修改为“外圆内方”。这个表象的“圆融通达”，从他在当文化部长时，从张之洞身上学来的从政之道———“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即可见一斑。好一个“厉行新政，不悖旧章”，可谓得中国千百年来为官之道的精髓也！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在高位上“左右逢源”并且颇有建树，直至激流勇退辞去要职。王蒙在他的文字中表现出愤世嫉俗、疾恶如仇，对官场、文场上的“假丑恶”，毫不留情地指出并加以嘲讽、斥责。比如他指责一些文人斯文扫地、拼命钻营，批评一些文化官员保守自私、尸位素餐，讥讽“四人帮”横行及倒台前后某些人的见风使舵、狗脸多变，自嘲“春风”刚刚吹来时自己的患得患失、夹紧尾巴等。忆起这些往事，年逾古稀的王蒙，就像一个地道的愤青。

　　在这本自传里，王蒙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并且引人深思的陈年旧事。其中，令读者最感兴趣的，我以为应当是王蒙“复出”后的创作生涯，以及他从当文化部长到辞职的前前后后。此间王蒙的写作处于巅峰状态，笔下的文字如江水浩荡而来，《蝴蝶》《春之声》等一部部佳作频频问世，以致每天要写一万五千字，笔跟不上思维。他由衷地表白，创作中的王蒙才是存在的王蒙，没有时间创作是痛苦的，宁当一个本色的作家，也不愿意当文化部长———令人感佩！然而尽管他百般不情愿，还动用各种关系再三辞官，但时势还是把他推上了高位。辞归辞，在其位，勤谋其政，面对风云激荡的改革年代关于“真理标准讨论、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电影《苦恋》风波、裸体油画展风波、敢不敢开放卡拉OK”等一系列理论文化界的大事，王蒙表现出其清醒的、前瞻性的、包容的、开拓的头脑、眼光和胸襟。读这些，就像在读一部新中国的文化发展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