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梁祝》补“化蝶”

　　问：《梁祝》问世已48年了。常听年轻一辈音乐人议论，为什么看似最不可能静心写作的时候，能出现这样一支曲子？

　　陈：我觉得还是归结到两个字，纯情。那是一个纯情的、充满理想的时代。新中国建国十周年，非常需要一个能代表文化上“站起来”的声音，新中国音乐人强烈地渴望创作出能代表我们民族文化形象的交响乐。尽管当时大环境一片喧嚣，但我们依然为《梁祝》的创作保持了一份独立与清醒。我记得，是上音老领导孟波从上报的三个国庆十周年献礼创作选题中，大胆去掉了《大炼钢铁》《女民兵》两个“热门”，独具慧眼地拍板创作《梁祝》。

　　之后，何占豪与26岁的我一起，在借鉴本民族“越调”的基础上，第一次通过小提琴与交响乐队协奏这样一种国际通用的样式，来表达有着深厚民族文化积淀的爱情故事。这也注定了《梁祝》在走向更宽广的国际舞台时毫无障碍。我认为，这种人性的声音和朴素、单纯的写作状态，才是成就《梁祝》最根本的东西。

　　问：《梁祝》有没有经过重大修改？

　　陈：最关键的一次是在1959年5月4日，离《梁祝》首演“上海之春”还有23天。我们在上音礼堂第一次试奏作品，何占豪拉小提琴，我弹钢琴。那天演奏的版本以梁祝殉情为结局，大家听完，情绪都有点闷。试演完在“圆厅”研讨，又是孟波建议，可不可以写“化蝶”？我们一听，豁然开朗。这是中国式的抗争，一对恋人死了也要在一起。这样处理，在大悲之后会有一种浪漫而壮烈的情感升华。此后几十年，正因为有了“化蝶”，《梁祝》在国外有了“蝴蝶恋人”等别称。

　　人性音符永不过时

　　问：《梁祝》1959年首演后，传播速度之快，是现在许多新作品难望其项背的。

　　陈：还是归功于不断演出和录音。俞丽拿在兰心大戏院首演《梁祝》的第二天，电台就播出这支曲子，很快传遍大江南北。第二年，正在苏联留学的曹鹏听说了这部新作品，马上要求国内寄谱子过去。他寻遍莫斯科，最后在格林塔博物馆觅得演奏中需要用的板鼓，遂指挥苏联乐团首次演奏了《梁祝》。1972年，美国波士顿电台以介绍“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题播送《梁祝》，从此它的旋律开始飞遍全世界。

　　让我感动的是西崎崇子。1981年我去她在美国的家做客，发现这位对《梁祝》走向世界功不可没的外国演奏家，对乐曲的痴迷已深入骨髓。她家地毯上是蝴蝶，纱窗是蝴蝶，摆设是蝴蝶，身上的T恤也是蝴蝶图案。一个外国名家发自内心地爱一支中国曲子，我觉得她其实是通过曲子，爱上了它背后博大的中国文化。

　　问：在所有给予《梁祝》的褒奖中，您最难忘的是哪些？

　　陈：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第二天，也就是7月2日，我在美国好莱坞的碗形剧场参加大型庆祝晚会。那个舞台有70年没有华人艺术家登台演奏过。当天，吕思清在好莱坞交响乐团伴奏下拉出《梁祝》的第一个乐句时，全场掌声如雷，不少人眼眶湿润。这个剧场背靠山谷，掌声如浪潮一波波回荡。我坐在观众席中，那种激动，至今难以忘怀。

　　还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是我文革后到云南，昆明大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昆大有一座塔楼，年久失修，文革中一直被废弃。然而，有一段时间，每到凌晨两三点，有人看到塔楼里有“鬼火”闪动。工宣队有天凌晨搞突袭，踢开门，大人们都傻了———都是他们自己的孩子，点起一盏油灯，围着一架老式唱机，入神地听当时被批为大毒草的《梁祝》……我受到极大触动。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们的内心依然需要美丽的音乐，需要真善美的力量。

　　苦难磨不掉心中“金色”

　　问：《梁祝》在40多年历程中，除了荣耀，还带给你什么？

　　陈：磨难。文革中，他们说《梁祝》“让工人开不动机器、农民拿不起锄头”，我被关进牛棚。我痛苦、困惑过，我问自己我是谁，做了什么，为什么在这里。从牛棚出来，我曾经心灰意冷。

　　帮助我走出自怨自艾境地的，是一种精神力量。文革前我曾为一部电影写音乐，在大别山里采风三个月，寄宿在一个老乡家。他把唯一的一张床让给我，自己每晚靠在一张板凳上睡。我每天上午上山挑一百斤柴，老人尽管瘸着腿，还是会在山底迎候我。然后等我推磨碾出粉，我们才吃每天唯一一顿像样的“面屎子”。他家的那根扁担，我带回来挂在钢琴前。就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看着这根扁担，我就会变得坚强一些。我每天偷偷地听马勒《第四交响曲》并告诉自己，一切会过去的。

　　这时候，22岁的上海交响乐团首席潘寅林来找我。他不管我是不是还在改造，鼓动我写曲子。当时除了八部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小提琴演奏几乎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他说：“你写，我拉。”我开始提笔并一气呵成了九部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看曲名就觉得充满“阳光”，但这的确是在灰色的人生岁月中，写出了心中的“金色”。

　　问：有这样一句名言：每一段经典旋律背后，都有一个民族的影子。是这样吗？

　　陈：英国《泰晤士报》前几年对读者展开问卷调查，评选他们心中最伟大的文化作品。结果，不同年龄、经历的观众答案竟惊人一致：最伟大的音乐是“贝九”，最伟大的电影是《公民凯恩》，小说是《战争与和平》，戏剧是《哈姆雷特》。看了报道，我很感慨，一个民族需要靠伟大的精神来支撑，这种精神，往往浸润在那些伟大作品中。

　　说给你听一件事。1992年我到莫斯科去录音，当天遭遇卢布贬值。我想这下可惨了，第二天很多人兴许就买不起面包黄油了。然而，当晚我去音乐厅时傻眼了，人们照样排队，40卢布一张票，去听马勒交响作品音乐会，演出结束后全体起立鼓掌。一个面临经济危机的民族，却依然坚强地寻找美和文化的支撑。美是人生另一个“翅膀”

　　问：近年，您不时跨入大学校园演讲和传播经典作品，出于什么考虑？

　　陈：在一个多元选择的时代，我经常思考，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到底需要什么？当代大学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在经济发展大潮中，我们是否放弃了美的梦想，缺失了文化的脊梁骨？

　　上次面对“生命科学学院”师生演讲时，我问他们，你们知道生命和生物的区别吗？达·芬奇解剖了30具尸体后发问：“灵魂在哪里？”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因为他明白了肉体和物质可以用手术刀触及，灵魂和美却无法克隆！爱因斯坦对“死亡”的解释是：“死亡就是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其实，我是想提醒学生们，人生必须用两个翅膀飞翔，在物质、精神层面上都谋求更高的境界。我们要用美来丰富人生，获得精神力量。

　　最近我在北大纪念堂跟潘寅林合作，讲演《金色的炉台》等作品。2100个学生中，很多人用“震撼”来形容观感。我们把在大学中播撒艺术理想的这个过程，比喻为“红色之旅”。

　　问：您对今天的作品有什么期许？

　　陈：《梁祝》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这个时代，需要另一种伟大的声音。但不管这种声音是什么，它应当代表人们对美、对人性、对人类共同追寻的精神价值的追求。我期待着这样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