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艺术家的社会学梦想

　　■新快报记者 钟刚

　　欧宁

　　艺术策展人。1969年生于广东，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10个月前，欧宁将新河浦路的房子清空，带着250个箱子去了北京。走之前，他的工作伙伴、妻子曹斐在雨中撑着一把伞，留下了在这间老别墅的最后一张照片。

　　少不了的不适应和伤感并不难过去，欧宁已不在乎自己正在站立的是什么城市，这对他来说都不重要，打开

　　不过，在6月18日的建和大厦BASE111，正在为23日大声展忙碌的他，口袋里除了钱包、名片夹之外，仍将暂时装着广州某家酒店的一张房卡。

　　人人都是策展人，包括欧宁

　　6月，是让广州文艺男女兴奋的日子，尽管一场场暴雨打消着他们出门的念头，但是，总有某一天是必须撑把伞出门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事情太重要，要么出门很好玩。而同时满足以上两点的，就有大声展。

　　作为大声展全国第一站的广州展，23日，将有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150多位艺术家聚集于正佳广场，展现他们的创意作品。和传统的展览不同，大声展不在美术馆，也不在某个艺术空间，而是选择了一个更贴近大众的Shoppingmall。购物中心里的商品、消费人群和参展作品、展览观众将共处于同一个空间，如何将购物体验和观展体验比较有机地结合，这对欧宁和他们的团队是一个挑战。

　　如果说我们以前提起欧宁，在某个时期会重点说到缘影会，在另外一个时期，谈论《三元里》的热情会更高。但是，在2007年，在6月，大声展绝对是欧宁的关键词。13日欧宁飞上海，14日抵达广州。这些天，他不停地开会，场刊作最后调整，展品陆续抵达，忙碌，紧张，作着最后的冲刺。

　　大声展耗费了欧宁和他的团队近乎一年的时间，选片子、看展览——整个影像单元，每一部片子他都要看过。大声展让6月18日的欧宁坐不住，不停地看手机，收发短信，惦记着正在楼上的会议。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项目，奔波之后，他到底面对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正在发生争议的问题。大声展被传媒人令狐磊称之为“国内创意经济第一展”。但是，大声展是否就是一个创意经济的模型，或者说，大声展的诉求点在哪里？

　　“将创意作为一个工业的提法，我并不赞同，我更看重大声展的社会价值”，早在5月，欧宁写道，“现在整个中国都在谈论创意工业，特别是政府也在鼓吹创意工业，但大多数人都只是看到创意的产业价值，而忽略了它的社会价值。”

　　在大声展中，欧宁选择了年龄在30岁左右的年轻艺术家。他们不一定成熟，但是，大声展的用意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释放自己能量的通道。“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它能平衡年轻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需要，缓解潜在的代际冲突，这就是它的社会价值。”

　　显然，这个出生于1969年的中年艺术家，在大声展中承载着艺术之外的东西。在大声展主场之外的咖喱秀中，他将展览深入到了城市里的一个个家庭，尽管他不断地策划影展、大声展，但是，他最后所期望达到的却是“人人都是策展人”的目标和独立的状态。

　　“人一出生就谋求独立，当然独立很困难，正因为这样的困难性，才显现出了独立的珍贵，大声展亦是如此。”虽然可以用庞大、开创性等来修饰大声展，但是欧宁更在乎的，仍然是“独立”。

　　“我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

　　尽管通过大声展，我们很容易找到欧宁和当下的联系，但是坐在我面前、穿着黑色衬衣的欧宁，似乎又是不容易理解的，他总在不断甩掉自己固有的身份。

　　在1993之前，他是一个诗人，为了一个美妙的、让自己跳起来的句子，可以整宿不眠；毕业之后，他曾是一名文案，1996年创办设计公司SonicChina；到了1999年他成为缘影会的创始人；而在现在，他是一名活跃的策展人。

　　9年前，他从深圳搬到广州；1年前，他又离开了新河浦山河大街79号的一栋租用来的别墅，搬到了北京SOHO现代城。

　　欧宁总在不断地转变身份，变换地点。“我不愿意去界定自己，也许给自己一个定位，更容易在社会上进行归类。但是，我喜欢的就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不过，欧宁的所有工作却又并非无迹可循。《三元里》、《大栅栏》就是对城市贫穷部落的长期关注。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对贫困有着很深的了解。”从湛江下录的小镇不断出发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家乡的记忆是抹不去的，或者说，这样的影响不可能消去。

　　在一篇《我的城市化》的文章开头部分，他就写道，“长大后经历的人事太繁纷复杂，为了引诱自己的回忆，我经常利用坐飞机的时候做一种游戏，我称之为Mapping the Time，就是以你的旧居为原点，画出你过去的生活地图。随着一条条街道、一个个地点的浮现，已经流逝的时间以及它挟裹着的各种生活细节会像潮水般涌至：这地图是你的捕鼠器，可以让你轻易地捕获时间这只狡猾的老鼠。”

　　乡村的记忆与创意工作的结合，或许有些让人不适应，但是，这确实又是我们所面临的实情。经过多年的“除根”，他经历了梦想、独立、另类、个人主义、体制外生存……但是，他却发现有一些东西是无法抛弃的，比如对社会的关注和政治的敏感，当然，还有写诗的渴望。

　　尽管欧宁不写诗已好久，但是，有时仍会有兴致上来，写上几句；或者忙碌了，紧张了，他也会将曾经的旧诗翻找出来，贴到自己的BLOG上。“当我找到一个兴奋点，我会迅速地学习，马上掌握它的核心之处。不过，有些其实只是形式变了，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和诗歌也有共通的地方。”

　　忙碌的生活，实际上很难让他静下来，为琢磨出一句诗而耗费整个下午的光阴，但是写BLOG倒成为他的习惯。对更多人而言，BLOG是一个简单的网络记录工具，但是，欧宁却看到BLOG写作背后更为重要的东西。“历史是官方的，是有选择性的主流修史，但是，却很少看到个人的野史。BLOG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在《大栅栏》拍摄中，他也将摄像机交给当地人，由他们来拍他们的生活，他认为这是我们目前正无比缺乏的民间史料。“不过，我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