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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小二的赞美诗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4日01:15  金羊网-新快报

  

甘小二的赞美诗
甘小二的赞美诗

  ■新快报记者 钟刚 实习生 周思帆

  甘小二

  1970年生于河南新乡,199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艺术教育中心。2002年完成长片处女作《山清水秀》,2003年第22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2007年完成第二部剧情长片《举自尘土》,第四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特别奖。

  在世间主恩与共

  他的爱常在我身边

  保守勉励

  共同度此生

  耶和华是爱

  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

  无限满足快乐涌自心田

  在危难也不改变

  6岁的甘小二,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盯着歌唱者,他的三爷。这名农村老头,用唱歌这样迥然不同的疼爱方式,逗弄着这位小客人。这样的场景让甘小二觉得挺逗,一位长辈竟然拉着小孩,唱歌给他听。甘小二不会知道,三爷唱的是赞美诗。

  这就是甘小二对宗教最为朦胧的第一次接触,尽管他不懂歌唱的内容,但是,他感觉到了不同的东西。

  甘小二是谁?他是一名导演,拿薪水的工作,是华南师范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的一份教职。最近,他刚升为副教授,任教九年,以研究生学历和工作年限计算,他拿到这个职称晚了三年。职称的变化,并没有使他在朋友面前获得尊严,朋友说:“副教授不好笑,教授才好笑,但你离好笑不远了。”

  对于一个在高校获得薪俸的他,甘小二对大学教育的描述,语气是轻蔑的、不合作的。但是,他又不会放弃。这就像他吃厌了华师专家餐厅菜牌上的食物,但他仍旧会过去点几个菜,以此填饱肚子。

  这就是作为导演的甘小二面对生活时的妥协。

  其实,他又不是一名安逸的生活者。37岁的他,无房,夫妻分居两地。每个周末,他都需要在广州至珠海的大巴上打盹。

  他本不至于如此,但是,甘小二手头上有钱,琢磨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拍片,这已是根深蒂固的心理惯性。于是,每个暑假都是他“法定逃亡”的日子,他会带上一些学生,扛着摄影机,出现在目标拍摄地,其中就有英德铁溪镇的村庄和河南的乡村教堂。因此就有了目前的两部故事长片《山清水秀》和《举自尘土》,而甘小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所有积蓄被掏空。

  不过,这并不表明他接下来的生活幸福感会下降。即使作品大多是在黑洞洞的房间内放映,机器是投影仪,并且人数基本在100人以内,在场外等候和观众交流的时刻,却是他所向往的,甚至让他迷醉其中。尽管这名把手插进裤兜的中年男人,在那一刻内心的欣喜和亢奋,不会有太多观众能够真正理解。

  甘小二是一名有坚定目标的导演,他能不断获得满足感以及坚持的勇气。但是,这样的满足感,却往往因为他的“非著名身份”而遭到置疑。

  有人说,他很郁闷。

  原因就是作为贾樟珂、王小帅的学长,他并不知名,还没混出头,甚至有些“穷困”。至今,他仍用不起专业演员,请不起摄像,在他的剧组,唯一的专业人员是录音师,其他一切工作,都是由学生完成。

  为此,他也会有压力,“你不能说这是嫉妒,这只是正常的心理。比如你一个同学,毕业几年以后,他突然得了普利策奖,你再见他,心里肯定会有些想法。”

  甘小二非常明确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个很温和、善谈、不时会拍下你肩膀的中年男人,对宗教题材有着明显的指向和近乎固执的坚持,甘小二镜头下的村民,完全迥异于张艺谋的《红高粱》地里的乡亲,甚至和贾樟珂的《三峡好人》也是迥然不同。甘小二的农村,并不只是贫穷的、不开化的和愚钝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对人与人的思考,而这恰恰无法让西方人产生优越感。

  “假如一百年后的中国人想了解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宗教和精神的状况,我的影片绝对是无法回避的。”甘小二是自信的,也是自知的。他很清楚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什么,而宗教信仰的变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大的、值得记录的,他就是其中一个最执着、最认真的记录者。

  第七封印是甘小二作业坊的名字。这个具有宗教意味的名称,其实有着很直接的指向:拍七部故事长片,都涉及中国当下的宗教状况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开了一个头,接下来,他工作的继续与否,前提必定是他能找到钱。目前,甘小二手头上已有三个剧本被无限期搁置,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用他的镜头语言呈现那些问题,对明天,他是不确定的,但是,他会想办法。

  今年暑假,他和他的学生团队就将奔赴河南,在乡村教堂里放映他的新片《举自尘土》,他很好奇村民看到自己的生活呈现,会是什么反应。“这次放映和拍摄线路都是随机的,目前我们的想法是再套拍一个剧情片,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而更为实际的目的,他是期望这个纪录片完成后,能够被某个艺术机构收藏,赚一些钱,然后,启动第三个故事长片的拍摄。

  甘小二为什么要坚持?他本可以以目前的薪俸,过上体面的学院知识分子的生活,稳定而舒适。相反,他不断地摒弃生活的安逸感,打破它,并且不断走出去。作为教师,他的拍摄作品算不上科研成绩,作品也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收益,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只是因为成就感和记录的野心?不尽是。作为有神论者、基督教徒,他的执拗是有源头的,或者说,对于宗教题材的坚持有着他对人与人关系的思考。

  1997年,对甘小二而言,是难熬的、苦痛的,父亲病危,硕士论文开题报道未获通过,日常的、世俗的东西也给他很大的压力。而在回家奔丧的日子,他内心无法排解的痛楚,却突然得到了释放。

  “我妈做临终祷告时说,如果他在人间的使命已经完成,那我就把他交托给你,请你把他带走吧。当时我受到的震撼非常大,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其实是很怪的,很多话都憋在心里,但是这些话不仅仅使我们能把话说出来,而且特别有爱意,他们不会把死亡看成一件多么悲哀的事。”于是,他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并且,“突然感到一切都很好”。

  作为一名电影学院毕业生、基督教徒,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必然的宗教烙印,甘小二并没有想过隐藏,尽管这样的结果是电影无法公映。但是,他仍旧固执地把镜头对准乡村教徒,并探究人的内心,他知道,一个人的内心没有盼望,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甘小二的大脑中,一直会有一块不忍去触碰的东西。那是1985年,甘小二正读高中,班上一名女学生和一位年轻老师产生了感情,被学校发现,校长和保卫科长都守在老师的宿舍门口,以图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抓个正着。事情闹得沸沸扬扬,那位老师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当天就走了。第二天人们在京广线上发现了他的尸体,卧轨。

  这样的非正常死亡,也许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是,那位教师何以丧失对生的渴望,或者,在面对父亲死亡时,他的母亲是如何地以爱意化解悲痛?这都让甘小二困惑过、挣扎过。但是,他显然已走过了这一阶段,他很清楚,内心有盼望的,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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