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革：真正有成就的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戈革：真正有成就的人都 是独一无二的

　　●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原习理论物理学，后治量子物理学史。

　　● 他专研玻尔的生平、工作和思想，获“丹麦国旗骑士”勋章。

　　● 他善诗词，喜书画，嗜治印，与钱锺书、张伯驹往来甚多。

　　大家访谈

　　【文化老人系列】

　　戈革先生递给我的名片上写道：“被孤立的科学史工作者”。此前早已耳闻他的趣事，我所见的是一个憨直而可爱的老先生。听他针砭人物，不见城府，如此“叟”言无忌，在今日尤显有古风了。

　　当年因批判而理解玻尔，后来竟专研玻尔的生平、工作和思想，戈革自称为《尼耳斯·玻尔集》的单人汉译者：“我是玻尔的专家，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在外国也没有第二个人。”对贬低玻尔之人，他不忘臭骂一通，又拿出翻译玻尔的著作让我欣赏，感慨：“我全力翻译玻尔的书，可是出版赶不上，好几年才编一本。我的书都是滞销本，不是畅销本。”戈革年轻时眼睛就不好，到2005年做了白内障手术，现在翻译时要靠放大镜。

　　戈革喜读杂书。他读遍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将金庸所有小说人物的名字都刻成印，达1500多方。闲谈中，他有一番议论：“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是第一人，其他人的武侠小说我也看一看，比金庸差远了。梁羽生比他差多了，古龙没法看，文化底蕴太浅。不过金庸在政治上很差劲，而且他为人也很精。咱们不以人废言，我觉得他在武侠小说里是独树一帜的。写小说也跟翻译一样，基础不行就处处显出来。金庸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基础太差，他自己还要当历史学教授，现在还去读历史博士。看人要看大节，要看政治立场，做学问的方法。”

　　家中挂着戈革的丹青作品，画、字、印、诗都是他自己所作。他嗜治印，生平刻印达几万方。他介绍：“我刻印很快，就像写字一样。我不是正途出身，所以刻印的方法跟篆刻家不一样。”他对陈巨来的印评价很低，又大赞吴昌硕的印好。

　　戈革自称画艺不精，只为怡情。他感慨：“现在中国画衰退得不得了，画家不会写字，更不会作诗。我有一幅张伯驹和潘素夫妻画的画，我请了十几位名士题诗，裱成一个长卷。我还有一个册页，是钱锺书写的五十首诗，都是亲手写的他自己的诗。这种东西都是只可有一，不可有二。”

　　进物理系的都是“天才”

　　戈革1922年生于河北献县，抗战爆发后辗转多地。1945年，戈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复员后，戈革就读北京大学物理系，1949年毕业。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你到了23岁才去读西南联大？

　　戈革：1937年夏天，我初中一年级出来治眼病，那时候“七七事变”了，我就回老家呆了三年。后来逃到大后方，一直到1945年才在甘肃酒泉高中毕业，我到兰州参加统考，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从兰州到昆明交通十分不方便，我坐一辆运东西的车，到了重庆，我哥哥的朋友帮我买飞机票。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权利坐飞机，为什么我可以呢？因为胜利了，昆明的官员都挤着飞机到重庆来，回去的飞机是空的(笑)。到了西南联大，人家已经把我学籍取消了：晚到了一个月。就让我们上先修班，我们说：我们考上的是大学啊，交通这么不方便，迟到的问题不在我们。因为迟到的不止我一个人，大家联合起来去找教授帮我们评理，又考一次，我通过了，有好些人没通过。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想读物理系？

　　戈革：当时上物理系的都以为自己是“天才”(笑)。我们那时候看不起经济系的学生，不像现在。我考大学的时候也认为自己是个天才啊。我大哥是个工程师，他的一个朋友听说我要考物理系，就问我大哥：“怎么你弟弟考那个玩艺？那个玩艺没有前途的，毕业了就失业。”我就回答我大哥：“中国有前途，我就有前途！”我进大学，就尽量地读书。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西南联大物理系有什么名师？

　　戈革：可能最有名的是王竹溪，杨振宁第一次回国到清华大学去，就说：我听过王老师的课。

　　南方都市报：你在昆明那一年过得快活吗？

　　戈革：应该说，比现在要快活得多。那时候学生的生活只要念书就行了，没有人管我们。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活跟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领公费，每个月就那么点钱，但是生活很自由。我到了昆明，觉得眼界大开，别的地方思想管制很严，当时的西南联大号称“民主堡垒”，壁报上什么话都有，可以骂蒋介石，也可以骂本校的教授。比如冯友兰，当时是挨骂的，因为他靠近国民党，所以他是不受学生欢迎的。西南联大的学生大多数是要民主，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当然这里面有共产党的地下力量。

　　南方都市报：复员的时候为什么读北京大学？

　　戈革：我们是1946年复员，我上了北京大学。我们班50多个人，只有两个人上了北京大学，其他的都上了清华。我为什么上北大呢？说起来非常可笑(大笑)，第一是北大比清华随便，清华不能旷课，该上课就得上课，北大不上课没人管你。所以北大毕业的学生，水平差别极大。第二是北大对体育的分数要求比较松，我不喜欢体育，眼睛也不好，农村长大的，不会打球什么的，所以体育对我是一个负担。另外，我觉得北大的师资当然不亚于清华，比如李政道的老师吴大猷是北大的，在国际上相当有名气。

　　南方都市报：在你的印象中，当年大学的学术风气自由到什么程度？

　　戈革：北大是很随便的，表面上看没有人管你，但是暗地里有人管。已经有党的地下组织注意我们的行动，等一解放，就完全被管制了。我记得在昆明第一次听张奚若做报告，他上去就说：现在国家弄得这么乱，大家骂这个骂那个，最后还得写在老掌柜的账上，就是蒋介石——直接骂蒋介石。那时候是不是有特务呢？肯定有。但是当时拿他没办法。闻一多就被特务暗杀了嘛，那是我们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开了昆明的时候，所以抽了这个空子把李公朴打死了，第二天又把闻一多刺死了。非常不光荣的做法，你掌握了一个国家的政权，怎么搞暗杀呢？如果你把他抓起来，他没办法。

　　拿不到学位的第一代研究生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戈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1952年毕业后，戈革被分配到山东工学院。一年后，戈革回到北京，被分配到石油工学院，此后都没有离开。

　　南方都市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你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戈革：1949年9月，我就去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我到了清华，有时候到北大来看朋友。北大是以“兼容并蓄”出名的，可是那一次我从清华到了北大的图书馆来，图书馆的门前贴了一个告示：图书馆里的书有许多是反动的，都封存了。我在北大读了三年，没人问我是哪个地方的人，没有户籍制度，没有登记。我一到清华，就让我登记，这样的事情我在北大没有碰见过，马上就紧张起来了。所以我在清华过得不舒服，考进去的时候说是入学每个月有小米多少斤，毕业了给你硕士学位。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守信用，一进校，就说一定要给系里工作，要不然不给你生活费。后来毕业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通过了，学位没人再提，没有人得到硕士学位，谁也不敢提。

　　南方都市报：清华大学当时的图书馆是不是很好？

　　戈革：很好，我们研究生可以入库，到书库里去找书。在这方面还是开放的，所以我看了好多小说，比如说《红楼梦》的续集有二十多种，我都看过。虽然我是集中精力读物理，但还是读了这种书。我在北大也读过这些书。

　　南方都市报：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你去了哪里？

　　戈革：清华毕业后，正赶上“三反五反”。学校里闹得乱七八糟，“三反五反”本来反不到教授，但是后来也反到教授了，说化学系的教授买个化学药品贪污，个别的老前辈受不了，就自杀了。毕业了就分配工作，没有自由，我希望到综合性大学的物理系，照理说，我是中国解放以后第一代研究生，可是不让我去综合性大学，就分配我到山东工学院。我不去不行啊，我跟高教部的人讲道理，主持这事的是我在北大政治系的同学，可是不讲道理，跟我讲这个道理：“你要服从国家分配。”

　　南方都市报：去了山东工学院多久又回到北京？

　　戈革：我到山东去了一年，那个学校刚办，学生闹风潮，罢课，认为师资不行，确实也是不行，那些老师基本上不是什么正途出身的，是中学老师提拔起来的。我去了，也没有什么学生，我就连着打报告：我要回北京，没有学生，我没有课可上。山东工学院没有理由，就把我放回来了。这一回我非要争取到综合性大学物理系不可，还是那位先生，我的北大政治系同学，他是地下党，后来解放就成了地上的，他哪儿都不让我去，石油工学院刚成立，就让我到这里来了，我就再也没有离开了。

　　南方都市报：在石油工学院教什么？

　　戈革：我教工学院的学生普通物理。我本来是喜欢理论物理学，我在学校里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自认为是天才嘛，也不知天高地厚。可是到这儿一点也用不上，天天挨批评。批评我理论脱离实际，什么叫实际，大家也不清楚，不但是上级批评，我们同事之间也互相批评。一方面觉得理论不行，一方面认为我不会实验。我不喜欢实验，眼睛也不好，动手能力很差。

　　我要做一个玻尔专家

　　物理教学之余，戈革喜欢翻译，著译数十种，共约1500万字。中年以后治量子物理学史，专研尼耳斯·玻尔的生平、工作和思想，致力玻尔作品的翻译。2001年，戈革被丹麦女王授予“丹麦国旗骑士”勋章。

　　南方都市报：你很早就喜欢翻译了？

　　戈革：我喜欢翻译，觉得把外国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人很有意义的。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就翻译过一个英文剧本，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东西。我们大学里的参考书都是英文的，做题也是用英文回答。我的英文是在中学里自学的，自己查字典训练出来的，基础比较好。我在大学里选习了两年德语，我的老师是冯至先生。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开始翻译玻尔的文章？

　　戈革：玻尔这个名字，当然我们学物理的人都知道。我真正看他，大概是1959年。苏联批判二十世纪只有两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玻尔，把他们说成是唯心主义者。我们中国就跟着苏联的脚步，批判玻尔，现在想起来都是胡闹。有一次，我偶然间在书店买到玻尔的一本小书。到底批判他怎么回事，我也不懂，我就看看这本小书，这是哲学的书，看着看着，我就想把它翻译出来。我就写信给商务印书馆，他们同意了，这是我翻译玻尔工作的开始。

　　有一天，我收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编辑写的信，请我写一篇批判玻尔的文章。给我写信的人叫范岱年，当时他已经是右派，从此我们两个人也成了朋友。我当然没有多少研究，他们找我，我也很高兴，就跑到北京图书馆，把玻尔的书找过来。当然也有批判玻尔的俄文书，我之前翻译过俄文的物理书。解放后要学俄语，英文、德文的刊物都不让订了，高教部的负责人觉得很得意：我们把资产阶级的刊物都停了，这些教授们如丧考妣。他觉得说得很“革命”。这些大学老师真的如丧考妣，断了他们的命脉了。我就自学俄文，自学到可以翻译。我翻译了一些俄文的物理书，在高教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本《理论物理学》。我就按照当时的口径写了一篇批判玻尔的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

　　当我写这篇批判玻尔的文章时，翻译玻尔的书还没有正式出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编辑知道这本书，所以找我。翻译的书正式出版时，商务印书馆就请了一个批判玻尔的权威写了一篇批判的序文。我翻译到第三本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翻译了四本小书，不都是玻尔的书，我把它叫做“牛棚译丛”。

　　南方都市报：写第一篇批判玻尔的文章时，知道玻尔的思想吗？

　　戈革：不太知道。慢慢就知道了，当我把几本翻译玻尔的书送给丹麦人时，我把序文都撕掉了。这个东西太不像话了，我不好意思送给人家(大笑)。后来出了合订本，我另外写了序文，那就是学术性的。我对歪曲玻尔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我们中国对玻尔歪曲十分严重，在学术界，大家不懂玻尔，可是都在胡说。

　　南方都市报：真正大量翻译玻尔的书是在什么时候？

　　戈革：1979年。当时批判“四人帮”，人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乐观。生活好过了，商务印书馆的人也是心雄气壮，我说：“我要翻译玻尔的八本书，你要不要？”他们说：“要！”后来到了1985年，我交了四卷稿，一本也没给我出，我已经知道出版也是很困难的。1985年是纪念玻尔诞辰一百周年，最后好像出了一本。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精力来翻译玻尔的文章？

　　戈革：我本来想自学理论物理，结果搞不通了，各种的运动经常打乱你，有时间我就翻译，这是另外一种办法。而且，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工作，是一种再创造，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人非常少，所以我们中国翻译的书质量很低。为什么我要翻译这套书？1986年，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书，只有四本爱因斯坦文选，这个书的主要译者是许良英，他比我大两岁，他神气得不得了，因为当过右派，很困难地翻译了这套文选。但是我觉得这个书不太好，因为这本书几乎没有整篇的文章，都是选段，一段一段的文章，而且都不是科学内容，都是政治内容。这不是爱因斯坦的本行，爱因斯坦的成就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爱因斯坦的文选选成这样，我觉得很不同意，我想当一个玻尔专家。

　　我翻译了几本玻尔的小书，觉得不像批判的那么混账，里头有很多东西我不懂，我要弄懂它。恰好商务印书馆要出版玻尔的八本书，我就开始这个工作，而且玻尔也是理论物理学界数一数二的人。我有这个雄心壮志，到现在翻译玻尔的工作还没有完。出版这个书可要了我的命啦，不赚钱，没人肯出！中国物理学界没有人敢说玻尔没有成就，玻尔的名气，绝对不是少数人这样瞎搞就可以否定的。历史的事实！比如说，美国有好多物理学会，他们成立了一个联合的组织，叫做AIP——美国物理学联合会，它的图书馆就叫做尼耳斯·玻尔图书馆，我问AIP的主任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说：“捐钱的人喜欢尼耳斯·玻尔，我们就叫尼耳斯·玻尔图书馆。”(大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玻尔一辈子都是丹麦人，从来没有当过美国人，他的名气在老百姓当中，远远不如爱因斯坦那么大，爱因斯坦是入了美国籍的，为什么不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图书馆呢？

　　南方都市报：2001年丹麦给你发了一个“丹麦国旗骑士”勋章？

　　戈革：勋章是按照他们国家的程序，封你为贵族，叫做“骑士”，这是丹麦女皇给我的。没有钱，只是有权力戴这个勋章。中国有三个人获得这个勋章，第一个是叶君健，他是翻译安徒生的。我算了一算，安徒生的翻译大概一百二十万字，我这个大概五百到六百万字，现在我还没有翻译完。这些书都是自费出版，从第三卷开始，丹麦的朋友帮我找的钱。我三次访问过丹麦，印象很好。

　　“钱锺书的印大多是我刻的”

　　戈革爱好很多，能作旧体诗词，尤嗜治印。钱锺书的几方常用印章为戈革所刻，然而两人只有通信，从未见面。戈革参加张伯驹主持的诗词雅集，彼此唱和，皆由书信往来，两人平生也只见过一面。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刻印？

　　戈革：从前我也喜欢印，不会刻。1954年我到了这个学校，当年清华化学系一个和我同年级的同学的家在上海，回家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刻字刀，我就自己学着刻，这么些年也下了很多功夫，我买了很多印谱、篆刻的书。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对这玩艺儿感兴趣？

　　戈革：我上中学的时候，想学文学，我大哥坚决不让。50年代在这里，我很苦闷，天天挨批判，我就看了好些书，认识了周汝昌，我们当时来往非常密切。没有任何人教我，我就学会了刻印，我刻了有几万个印，每一个印我都有印谱，我买了二三百种印谱，作为参考。我到旧书店里去收，“文化大革命”以前，旧书店里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书，现在都成绝版了。我的印谱只剩下20种，其它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都当废纸卖了。因为我们学校要迁址，我的四口之家被分散到四个地方，我迁到山东，离我儿子最近，是120公里，我女儿在山西，我妻子回乡。家庭破碎了，我只好把印谱当废纸卖掉了，有的实在舍不得，我保留了20种。

　　南方都市报：你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钱锺书一度在清华大学教书，你在学校时见过他吗？

　　戈革：我们那时候对钱锺书先生很佩服，他是一级教授，非常有名。虽然知识分子已经不受尊重的，但是教授还是受到群众的尊重。有些学生去见了钱锺书先生，回来以后就很高兴，我就没有敢去见他。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会给钱锺书刻印？

　　戈革：我有一个清华同学是钱先生的研究生，叫乔佖，他让我给钱先生刻印，我就给他刻了三个印。钱先生的印基本上是我刻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印不是我刻，但是我没见过他的那个印。当时乔佖说：钱先生要请你吃饭。说完了，他被弄到乡下去短期劳动。后来钱先生给我写过一封信，要请我吃饭。我说：等他回来再说吧。等他回来了，一拖再拖。我这个人，比较不敢见人，不喜欢见那些很有名的人，怕失礼。后来我也没有跟钱先生见过面。

　　南方都市报：你跟张伯驹是怎么认识的？

　　戈革：周汝昌介绍的。他跟周汝昌来往比较多，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第一版里，用了很多张先生藏的东西，后来《红楼梦新证》出了个新版，改了许多。张先生是一个很忠厚的人，这一点非常难得，他捐给故宫的东西都是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可是现在知道他的人很少。

　　南方都市报：你跟张伯驹交往多吗？

　　戈革：非常多，尤其是“文革”以后，书信来往很多，可惜的是我没有办法把那些信保存下来。当了反革命，都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到明天，这些东西都没有保存。我只见过他一面，那是“文革”以后我们学校要迁校了，我有几个给他刻的印，亲自送到他家里。

　　我平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团体，只参加过一个，主持者是张伯驹先生，他成立了一个词社，我是社员，我和周汝昌算比较年轻的社员。张先生出一个题目，用油印的信寄给我们，我们就写信把词寄给他，他把诗的作者名字遮起来，然后再油印发给我们，我们大家评选名次，评完了，他请大家吃一次饭。因为我住在城外，又怕见那些老前辈，没有参加过吃饭。我跟张先生有唱和的词。

　　南方都市报：张伯驹晚景很凄凉。

　　戈革：他这个人很乐观，他80岁的时候，请他夫人画一张画，叫《人月双圆图》，因为他夫人的生日是八月十五，让大家题词，我也题了词，他评价很高。等到钱锺书先生80岁时，我送了几件礼物，其中就有我题《人月双圆图》的词。每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人都是“绝学”，你可以超过他，但是不能学他，学不像，没有第二个人，像钱锺书、张伯驹都是这样。

　　戈革小传

　　戈革：1922年生于河北献县，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后从事物理教学工作。原习理论物理学，中年以后治量子物理学史，专研尼耳斯·玻尔的生平、工作和思想。著译数十种，共约1500万字。主要译著有《宏观电磁场论》、《尼耳斯·玻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史情室文帚》等。

　　采写：本报记者 李怀宇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感谢刘小磊先生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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