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泽宗：中国科学不发达不能都怨老祖宗

　　席泽宗：中国科学不发达不能都怨老祖宗

　　●他是中科院院士，天文学和科学史的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

　　●他是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第一个博士生导师，但他总共只带了三个博士生。

　　●他重视科普工作，认为科普著作是引导青年热爱科学的捷径。

　　【文化老人系列】

　　江晓原在谈导师席泽宗的《那些终身受益的教诲》一文中说：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与某著名学者商榷的文章，因为自己觉得不太有把握，就将此文先呈送给席先生审阅。席先生建议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并指出他文章中的一处错误。但是江晓原认为自己此处没错，回去就专为此事又写了一篇长文，详细论述，并又呈送给席先生。不料过了几天，席先生对他说，你那篇文章(第二篇)，我已经推荐到《天文学报》去了。结果这成了江晓原在《天文学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从江晓原那里得到席泽宗先生的电话，一打过去，席先生爽快地接受了访问。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云集的那幢住宅楼里，席泽宗始终笑眯眯地谈着，言语中略带山西口音。家中井井有条地摆放着各类科学书籍。对科普著作，席泽宗格外珍视。他觉得科普著作是引导青年热爱科学的捷径。当年他读了张钰哲的《宇宙丛谈》，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读这本书时，我真是爱不释手，连着读了好几遍，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

　　回顾中国科学史，席泽宗语气平和，但观点鲜明。他主动提起现在电视上为康熙和乾隆歌功颂德的现象，认为：中国在康熙时期，全国基本统一，经济得到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这时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这个机会失去了。康熙在用人上对一些科学家并没有重用；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时，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康熙时期的科学政策是中国同欧洲科技发展拉大差距的起点，此后乾隆时期的统治政策中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对杨振宁提出的《周易》影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提法，席泽宗提出不同的观点：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不要老是把眼光放在几千年前的老祖宗那里，还是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出发进行综合分析。

　　席泽宗小传

　　席泽宗：1927年生，山西垣曲人。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天文系。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科学史八讲》、《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席泽宗院士自选集》等。

　　考了全国唯一的天文学系

　　席泽宗1927年生于山西省垣曲县。张钰哲写的《宇宙丛谈》是一本天文学的科普文集，让席泽宗对天文学发生了兴趣。席泽宗在上海考取了中山大学天文系，1947年到广州入学。在读期间，他在广州和香港两地报纸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天文学的文章。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席泽宗：在10岁以前，念过几年私塾。抗日战争以后，才开始接受现代学校的教育。

　　南方都市报：抗战对你的家乡影响大吗？

　　席泽宗：很大。后来我们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跑出来，跑到西北去，初中在汉中，高中在兰州，大学在广州。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对天文感兴趣？

　　席泽宗：在高中，我看到一本书，叫《宇宙丛谈》，作者是张钰哲，他是后来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现在看来，那本书也很不错的。当然最原始的原因是初中的时候正好有一次日全食发生，那是1941年，那就知道天文这个学科了。那时候学天文没有什么出路，还是要搞工业啊。到了高中看了那本书以后，我觉得天文很有意思。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想去考中山大学？

　　席泽宗：那时候全国只有一个天文系，别的大学没有。

　　南方都市报：你想报考天文系时，家里是什么意见？

　　席泽宗：反对啦，认为是胡闹，学了找不到出路。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怎么想？

　　席泽宗：我还是决心干这个事。我就是从个人兴趣出发，那时候的确是对天文有极大的兴趣。

　　南方都市报：在哪里考大学？

　　席泽宗：在上海。在兰州上的高中，我这所学校是是北京师大附中，抗战的时候迁到兰州，学生都很傲气，觉得我们是全国第一，考大学没有考不上的。那时候教育部长陈立夫给这所学校题了一个匾：启迪有方。我们毕业后到沿海考比较好的大学，我就到上海考大学。

　　南方都市报：从上海考完大学后怎么去广州？

　　席泽宗：坐船去，从上海到香港，在香港待了两天，然后再到广州。那时候的中山大学不在现在的地方，在石牌。

　　南方都市报：当时觉得中山大学的校风如何？

　　席泽宗：还可以。我去广州以前，人家说，广州不能去，因为广州话不通。再一个，广州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花钱比较多。许多人反对我去，我不信这个。中山大学是国立大学，生活不会成为大问题，去了以后觉得环境还是挺好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广州读书那几年生活怎么样？

　　席泽宗：在那儿几年，我过得很愉快。广东人在学校里占二分之一，湖南人占四分之一，其它地方的人占四分之一。广东人当然讲广东话了，我们外地来的人就提意见，就改了。中山大学在石牌，学校里有天文台，现在变成文物保护起来。广东菜都写明价钱，不要小费，我们觉得很好，那时候我们也没有钱。

　　南方都市报：当时国内的局势对校园生活有什么影响？

　　席泽宗：那段时间学生运动搞得最厉害，因为快解放了，这所学校是思想很进步的，中山大学是“半解放区”。《华商报》是共产党办的，后来《文汇报》、《大公报》也转向亲共的，这些报纸在中山大学都能看到。在学校里，有人写着：“打到南京去，活抓蒋介石！”那时候搞运动比较多，念书的时间比较少，但是愿意念书的人还是可以念的，学校也请了好些人来作讲座报告，很开眼界。我们那时候已经对留学不热衷了，系主任想送他女儿去美国留学，她不去，要到东江去打游击。在解放前，我已经看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到了1949年南京、上海解放以后，学校里很多学生就组织起来，准备迎接解放。解放初期，大家都觉得这个新的社会挺好的。

　　文章被《科学》转载挨批斗

　　1951年，席泽宗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55年，席泽宗发表《古新星新表》，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引起美苏两国的重视。从1958年起，席泽宗协助叶企孙负责《中国天文学史》的编撰和组织工作，然而书稿从1959年起不断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被修改。1965年，席泽宗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被美国《科学》杂志译载。“文革”中，由席泽宗等人合作的《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500周年》一文在1973年发表。

　　南方都市报：毕业以后到北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席泽宗：1951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52年把我送到哈尔滨去学两年俄文，那时候跟中山大学不一样，学校叫俄语专科学校，那时候俄文是人人必学的。学了两年又回到北京，我到编译局去了，编《科学通报》，跟科学没有多大关系。

　　南方都市报：你习惯吗？

　　席泽宗：不习惯。天文只能业余搞了。

　　南方都市报：你在那时候“发现”超新星是怎么回事？

　　席泽宗：这是我到了编译局才做这个事。那时候编译局也很小，只有二十几个人。科学院的领导是竺可桢，分管编译局，他对天文是很关心的。竺可桢找我谈：“现在苏联来一封信，要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新星、超新星，你来做这个事。”这样我就查到超新星。1954年开始研究，1955年就出来一篇文章。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查了很多古籍？

　　席泽宗：是啊，那时候到图书馆看书很方便的，可以大批借回来。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还不到30岁。

　　席泽宗：(笑)不到。

　　南方都市报：文章出来以后，对你个人的处境有什么影响？

　　席泽宗：没有影响。我还继续在编译局。

　　南方都市报：你跟竺可桢先生交往多吗？

　　席泽宗：比较多。这个人，我看现在还很少有人能超过他的。他当过浙江大学校长，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他管过很多事，但是学问做得很大，天文史他也做过一些。他做过的东西，现在来看，对西部大开发、环境问题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为人也比较正直。当时他是科学院副院长，管的事情多得很，没有他，我不会做成这样。

　　南方都市报：50年代的政治运动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席泽宗：1956年底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我调过来，那时候就开始转向天文史的研究了。当时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念书的时间很少。1954年还可以，1955年就是反胡风运动，后来政治运动都很多。到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所有的东西都是配给的。

　　南方都市报：搞完超新星研究之后，你去做什么？

　　席泽宗：超新星做完以后，就搞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另外就是编《中国天文学史》，由叶企孙来主持这个工作。我就协助他来做这个工作，从“大跃进”开始就干这个事。当时组织很多人，一个人负责一段，稿子写得很快，不到一年就写出来了。但是出来以后修改了8年的时间，一直到“文革”开始，才算定稿了。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发表的文章被美国《科学》杂志转载了？

　　席泽宗：我在1965年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美国《科学》杂志就转载了。现在能在那儿发表一篇文章，有一百万的奖金，那时候是挨斗。

　　南方都市报：怎么挨斗？

　　席泽宗：文章怎么发表的，我不清楚。发表之后当权派还不高兴呢，问我怎么发表的，跟国外有什么联系，我说我不知道。文章1965年在国内发表，在美国登出来是1968年。现在我们国家评价标准，一个是英国的《自然》杂志，一个是美国的《科学》杂志，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就身价百倍了。当时不是我去投稿的，我在国内发表后，《科学》杂志翻译了。

　　南方都市报：“文革”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席泽宗：所有的研究都停了。科学院所有人员下放了，临走的时候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中国天文学史》这部稿子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了，退回不出了。他们就把稿子扔到垃圾箱里边了！幸好我们把它捡回来了，最后稿子到1981年出版了，署了《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的名字。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也受批判了？

　　席泽宗：我在解放后还算顺利的，但是1966年把我揪出来了，说我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在《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短文章《太阳的年龄和寿命》，他们说这是反毛主席的，当时毛主席是中国的红太阳，人家说毛主席万寿无疆。

　　南方都市报：可是你的文章纯粹讲科学啊。

　　席泽宗：那时候不管，当时的思想是任何学术文章都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都提高到路线来看的。我的文章发表时，正是批吴晗《海瑞罢官》的时候。我写科普的文章，当时的结论是太阳的寿命有40亿年，现在的科学观点也差不多，当时说毛主席万寿无疆，是无限的。还有一篇文章谈太阳黑子，当时就说我这篇文章影射毛主席错了。批判我之后，我就到机关搞搞卫生，什么书也不能看，只能看毛主席著作。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又开始可以做研究了？

　　席泽宗：1970年去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干了一年。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后，大家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干业务不行。忽然间全部搬回北京。1973年是哥白尼诞辰500周年，起初是不搞纪念，后来政治风向变了，说要大搞，要写文章。那篇文章还是影响很大，署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还在北京开了座谈会。这就等于平反了。

　　南方都市报：之后是不是做研究的处境就好一点？

　　席泽宗：就好了。之后我就去研究马王堆关于天文的书。那是中国最早的天文文献，是西汉时代。我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献，断断续续地做。“文革”结束以后，行政事务就比较多。

　　带博士生的原则是宁缺毋滥

　　席泽宗曾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是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席泽宗抱着“宁缺毋滥”的观点，严格挑选博士生，多年中只带了三个博士生，第一个博士生江晓原如今成了著名的学者。

　　江晓原回忆说：“席先生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那种类型的人物，稳健持重，宽容厚道，几乎已臻‘口不言人之过’的境界。对我也是极度宽容……”(江晓原：《那些终身受益的教诲》)

　　南方都市报：江晓原是你的第一个博士生？

　　席泽宗：他是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来考我的硕士，毕业以后考我的博士。我们国家1981年才成立学术委员会，之前认为这一套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什么也不要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螺丝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成立学术委员会以后才有了自然科学史的博士点。

　　南方都市报：你招了江晓原这个博士之后，好多年又没有招博士了？

　　席泽宗：没有招过。我是比较严的，宁愿没有，就是“宁缺毋滥”。招一个研究生，有点跟结婚一样，他来以前，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招了以后发现才能比较差的，那你还不如不费那个劲。我是宁愿没有学生，也不招差的。“文革”以后，1976年开始招学生，都没有招到，一直到1981年江晓原考，才录取了。但是有一个条件，他是南大的，南大天文系主任我熟悉，从南大的天文系来的都是比较好的，他的文科和理科水平都很好，很聪明。

　　南方都市报：江晓原写文章说，他在读博士期间有一篇文章的观点你认为站不住脚，他认为自己没错，又另外写了一篇文章，你推荐了这篇文章。

　　席泽宗：后来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可以，我就推荐到《天文学报》上。

　　南方都市报：他事先不知道？

　　席泽宗：他不知道。我们两人的学术观点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两人关系很好。学术上是后来居上嘛，学生如果在学术上对老师亦步亦趋，那没有多大意思。

　　南方都市报：带博士有什么经验？

　　席泽宗：我带的不多，三个博士都成才了，都很好，后来都很出色。

　　南方都市报：江晓原在读博士时已经关注性史的研究了，你当时持什么态度？

　　席泽宗：我说可以搞，但是要适可而止。

　　南方都市报：江晓原说，现在他的学生都开始带研究生了，你已经有曾徒孙了。

　　席泽宗：现在已经有了第五代了。

　　老一辈科学家都写科普文章

　　1991年，席泽宗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又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多年来，席泽宗在科研管理、学科建设及天文科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席泽宗一直很重视科普工作，努力推动天文学和科学史的科普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

　　南方都市报：你在广州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在报纸上发表科普文章了？

　　席泽宗：对。当时我是对新闻感兴趣，新闻学和天文学两个专业我都可以考。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新闻跟政治关系太密切，我还是去考天文学好了。正好考中山大学天文系那一天，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同一天考试，我放弃了那个。所以我后来在报纸上写科普文章。我在读大学时已经开始写科普文章了，那时候一个是真的对科普感兴趣，还有一个是经济上的考虑。我那时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可以拿五块港币，在广州可以吃一个月(笑)。科普是我一直关心的。

　　南方都市报：你读的天文启蒙书《宇宙丛谈》就是一本科普的书。你觉得科普文章对大众有什么影响？

　　席泽宗：科普文章的作用很大。在天文学界，老一辈都有写科普文章的传统。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写了不少谈中国科学史的文章？

　　席泽宗：搞科学史到后来，面就广了。所以后来就扩大到科学史、科学思想史上，这些都是“文革”以后做的。最近写的文章就是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过去都认为康熙是一个科学爱好者，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采取好的政策来发展科学。

　　南方都市报：在学术界，有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你如何看？

　　席泽宗：他很有贡献。我们国家设立科学史研究所，跟李约瑟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外国学者写了那么多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写不出来呢？他的观点正确与否，都可以讨论，但是他做的事情是前无古人，到现在还没有来者。他对中国科学史的综合性研究有一大套书出版。我们中国人写了好多就是中国人看，外国人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中国科学史的现代研究是如果发展起来的？

　　席泽宗：用现代的观念来搞中国科学史，是从民国开始的，就是有留学生出国以后。这些留学生到国外念书回来以后，中国科学史研究才有起步。真正在科学史上成立机构，带研究生，这是建国以后的事情，我是第一个来做的。

　　南方都市报：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学术思想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有多大的影响？

　　席泽宗：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前辈都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竺可桢就是从哈佛大学毕业回来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从那儿影响过来的。竺可桢对我的影响很大，没有竺可桢就没有我后来的研究。

　　南方都市报：近三十年来，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学术环境有什么变化？

　　席泽宗：我觉得有很大的发展。当年中国科学院有一个人研究中国科学史就不错，现在有多少人啊？我读大学时只有中山大学有天文学系，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从我读大学开始到“文革”结束大约三十年，“文革”结束以后又大约三十年，自然科学的研究受政治的影响要比人文科学少一点。自然科学也受意识形态影响，但是要少一点，科学史又比历史学科要少一点。那时候就是把我们当做第三线的，第一线就是跟政治密切联系的，就是哲学、政治、法律，第三线就是没用的，也受意识形态影响，相对少一点。

　　南方都市报：前些年，你发表了不同意杨振宁提出的《周易》影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提法，认为把中国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犯了文化决定论的错误？

　　席泽宗：科学发不发达是跟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有关系，不能找孔子、孟子。从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科学发达不发达还是社会条件，不是一下子就找到几千年前老祖宗的关系。科学发达跟政策有关系。我们从清朝开始，第一个就是康熙，跟当时的欧洲比，就不行了。后来乾隆是跟华盛顿同一个时期，华盛顿就绝对不做第二任总统。华盛顿在领导人制度是有跨时代意义，现在美国即使领导人改变，也不会造成政治上的动荡。在华盛顿的时代，我们中国正在大搞文字狱。再后来是慈禧太后，这跟明治是同一个时期，日本当时的状态跟我们是一样，明治改良了，我们没有，最后一代都没有改良。所以中国科学不发达，不要去找孔子啊、孟子啊什么的原因。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的战争不断，八年抗战，十年“文革”，多少年的时间都浪费了，对科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杨振宁说中国科学不发达，跟《周易》有关系，现在科学界有几个人看《周易》呢？没有人看的。

　　采写：本报记者 李怀宇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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