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真实”的承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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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勇/文

　　“只要人们还处于失业和饥饿状态，写作这一行业看来是没有效果，没有目的，甚至是寄生性的——是极端贫穷的年代里一种不适合的奢侈品。”美国人理查德·佩尔斯的这句话似乎可以同样用来拷问纪录片镜头背后所隐藏的道德问题。

　　“在东莞厚街4432号出租屋，一对夫妻关在屋子里吵架，被吵醒的邻居只能站在门外口头劝架或窃窃私语时，周浩却扛着摄像机，直接站到了高处，将夫妻在房间里的活动都摄入了镜头：夫妻两人抱在一起，女人在抽泣。”周浩在《厚街》中拍摄的这个镜头无疑会成为遭到观者进行道德审判的典型。他的镜头是否已成为一把锋利的尖刀，隐秘、但却又相当精准地“刺”进了被拍摄者的私人空间，然后在不经意间，干脆、甚至是略带粗暴地，划开了公共和私人空间之间那层脆弱的薄膜？相似的质疑逻辑同样投向了《高三》——周浩在拍摄《高三》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那个班级的高考成绩”，因为他们考得比上一届差。

　　这两部纪录片中的视觉演绎逻辑很容易让观者产生以上的质疑乃至责难，但我想，就算是作为纪录片导演的周浩面对这些质疑和责难之时，他内心也很难构建出一个完满的答案。

　　周浩的处女作《厚街》被喻为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获得2003年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黑陶奖（最佳新人奖），入选瑞士Fribourg 国际电影节、2004年上海双年展及2005年广州三年展。其第二部纪录片《高三》获第30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入选2006年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及2006年台北纪录片双年展。随着这两部片子的流通，周浩身上聚焦了众多的目光，受到了各方的赞誉，而那些农民工，那群孩子们，也许，还是按部就班地在原初的生命轨迹上滑动。在客观效果上，周浩似乎很难逃脱“利用他人之苦难为自己捞取好处”的嫌疑，就像吴文光早年的作品《江湖》所受到的质疑一样。

　　但周浩觉得他的得到并不会比那群高三的孩子，那些生活在厚街、仍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农民工多。也许对于他来说，纪录片的获奖和由此而来的种种财富、名声、地位的提升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也许他认为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他拍摄纪录片所带来的种种副产品之一。而与此同时，那群高三的孩子，那些厚街的农民工也可能会认为周浩为他们记录和保留的那份视觉记忆对他们来说，确实是重要的，乃至是宝贵的——那段岁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黑暗的、苦涩的、浑浊的、但仍是不可或缺的、刻骨铭心的。当然，真实的情况也可能不是如此，甚至就是如人们所质疑的那样——“利用他人之苦难为自己捞取好处”。周浩内心的真正想法，厚街的农民工和那群高三的孩子对待这些视觉影响的真实态度，我们无从得知。而且作为一个旁观者，如果用谁获得更多的好处来对纪录片中所隐含的道德问题做一个判断的话，这个判断并不会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容易就可以客观而恰当地做出。

　　对镜头背后的道德问题进行持续的拷问往往会将一个记录者逼至绝境——写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独闯毒穴》的作者梁文祥。

　　“2000年1-2月春运期间，《南方日报》摄影部暗房工人梁文祥留下遗书，只身到当时社会治安最差的广州火车站，混入吸毒人群中，卧底30天，拍下了一批令人触目惊心的纪实照片。”为了换取拍摄对象的信任，梁文祥将自己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真实身份掩盖起来，告诉他的拍摄对象自己是做社会学研究的。通过身份的“置换”，梁文祥成功地融入到了他的拍摄对象之中，获取了大量和吸毒人群“亲密”接触的机会。当他力图用“冷静”、“客观”的镜头去记录他的拍摄对象时，他却发现那些吸毒人群真实的生命纹理中隐含了太多的无奈和无助，他们在社会的底层和边缘地带挣扎求存时仍闪耀着一丝丝生命的光亮——里面有善良温存的友情，有温情脉脉的亲情。梁文祥希望自己能帮助这群边缘人，但他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最终他希望通过在报纸上发表他记录吸毒人群的照片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这些特殊人群的关注。但令梁文祥倍感意外的是，当他的照片发表之后，引来的却是“连续三天出动警力1200人次”的严打。这些照片让梁文祥一夜成名，但名声带给他更多的却是不安和茫然——“他们不愿见我了，我也不好意思再见他们，虽然我很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

　　就此，我们可以稍微扩大讨论的范围，看看同样强调“客观”、“冷静”的视觉人类学研究。